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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律令中的雇佣关系研究

引言

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从初创到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社会经济结构剧烈变革的时期。随着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逐渐活跃，雇佣关系作为一种非人身依附的新型社会关系，开始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领域广泛出现。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居延汉简等出土文献中，大量涉及“庸”“客”“佣”的律文记载，为我们还原了当时雇佣关系的法律面貌。本文以秦汉律令为核心，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系统梳理雇佣关系的法律界定、权利义务规范及历史特征，以期为理解秦汉社会的经济运行与法律逻辑提供新的视角。

一、秦汉律令中雇佣关系的法律界定

（一）“雇”“佣”概念的律文表述

秦汉律令对雇佣关系的界定，首先体现在对“雇”“佣”等核心概念的规范使用上。秦简中多以“庸”代指雇佣行为，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司空》记载：“有罪以赀赎及有债于公，以其令日问之，其弗能入及偿，以令日居之，日居八钱；公食者，日居六钱。”这里的“居”即通过为官府劳作抵偿债务的雇佣形式，明确将劳动力与货币报酬建立等价关系。到汉代，“佣”“客佣”等词汇在律文中更为常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规定：“诸不为户，有田宅，附令人名，及为人名田宅者，皆令以卒戍边二岁，没入田宅县官。为人名田宅，能先告，除其罪，有（又）畀之所名田宅，它如律令。”虽未直接提及“佣”，但通过对“附令人名”等规避户籍登记行为的禁止，侧面反映出雇佣关系中人口流动与身份管理的法律约束。

（二）雇佣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分

秦汉律令通过权利义务的差异，明确区分了雇佣关系与奴婢、佃农等传统依附关系。首先，与奴婢的区别：秦律规定“人奴妾盗其主之父母，为盗主”（《法律答问》），奴婢的人身完全隶属于主人，而雇佣者“月为更卒”（《汉书·食货志》），拥有独立户籍和人身自由，仅在约定期限内让渡劳动力使用权。其次，与佃农的区别：佃农以土地租佃为核心，需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雇佣者则以劳动力换取货币或实物报酬，如居延汉简记载“客民赵闳、范翕等，就谷敦煌，妻子奴婢诣官”（《居延新简》E.P.T59:582），其中“客民”多为短期受雇的流动劳动力，与长期租种土地的佃农形成鲜明对比。这种法律界定，标志着秦汉社会对非人身依附型劳动关系的正式承认。

二、秦汉律令中雇佣双方的权利义务规范

（一）雇主的权利与义务

秦汉律令对雇主的规范，以“支付报酬”和“监督劳动”为核心。从义务层面看，律文严格规定雇主需按约定支付报酬。秦简《法律答问》载：“或盗采人桑叶，赃不盈一钱，可（何）论？赀徭三旬。”虽为盗桑叶的处罚，但侧面反映劳动力价值的量化标准；汉代《九章律》更明确“庸贾”（雇佣价格）需在契约中写明，如居延汉简“元延二年（前11年）正月癸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敦煌、张掖郡中，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17.2），其中“买骑马”的雇佣活动需按官方规定支付费用。从权利层面看，雇主有权要求受雇者完成约定劳动，若受雇者“亡”（逃亡）或“惰作”（消极劳动），雇主可依据《亡律》向官府申请追责，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亡律》：“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虽针对婚姻，但类似逻辑适用于雇佣关系中的逃亡追责。

（二）受雇者的权利与限制

受雇者的核心权利是获得报酬与保障人身安全。秦律规定，若雇主拖欠报酬，受雇者可向“司空”（主管工程与刑徒的官职）申诉，《秦律十八种·司空》载：“居赀赎责（债）者归田农，种时、治苗时各二旬。”即允许受雇者在农忙时节暂停劳作，保障其基本生存需求。汉代进一步细化，《二年律令·金布律》规定：“官为作务、市及受租、质钱，皆为缿，封以令、丞印而人，与参辨券之，辄入钱缿中，上中辨其廷。”虽针对官府财务，但雇佣关系中的报酬支付也需遵循“参辨券”（一式三份的契约）制度，确保受雇者权益可追溯。然而，受雇者的权利也受身份限制，如《户律》规定“赘婿、后父，勿令为户，勿予田宅”，身份卑微者（如赘婿）即使受雇，也无法获得完整的法律保护，反映出秦汉法律的等级性特征。

三、秦汉雇佣关系法律规范的特点与历史影响

（一）法律规范的实用性与过渡性

秦汉雇佣律令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性。无论是秦律对“居赀”（以劳役抵偿债务）的详细规定，还是汉律对“客佣”流动的管理，均紧密贴合小农经济下劳动力灵活调配的需求。例如，秦代“更卒”制度规定“一月而更”（《汉书·食货志》），即成年男子每年需为官府服一个月劳役，这种短期雇佣模式既满足了公共工程的劳动力需求，又不影响个体农业生产。同时，这些规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一方面，保留了西周以来“役”“庸”不分的传统（如“更卒”兼具徭役与雇佣性质）；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