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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正义视角看“外卖骑手”城市穿行权利的制度排斥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数字平台经济的驱动下，外卖骑手已成为维系当代城市高效运转不可或缺的新兴劳动群体。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构成了都市流动的核心景观。然而，在其高度可见的表象之下，这一群体在城市空间中的实际穿行权利，却面临着来自多重制度性力量的系统性排斥。本文旨在从空间正义的理论视角，深入剖析外卖骑手在城市穿行过程中，所遭遇的制度性排斥的具体机制及其社会后果。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与“城市权利”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通过对一线城市外卖骑手的深度访谈与跟跑观察，对其在不同城市空间尺度（宏观道路、中观商区、微观楼宇）的日常实践进行解码。研究发现，外卖骑手的空间排斥，是一种由算法逻辑、市政管理与物业规训三股力量交织而成的结构性困境。首先，平台算法以其非人性的时间压缩，生产出一种与物理空间法则相冲突的“不可能时空”，将制度性风险转嫁给骑手个体。其次，城市交通管理与市容规制，在宏观层面，将其视为“失序”的治理对象，限制其通行与停放权利。最后，商业楼宇与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在中观与微观层面，通过设置“最后一百米”的物理与象征性壁垒，将其排斥于“体面”空间之外，加剧了其社会边缘化。本文认为，这种多层次的空间排斥，不仅剥夺了外卖骑手作为城市劳动者的基本尊严与安全保障，更在深层次上，构成了对他们“城市权利”的系统性侵犯，深刻地揭示了在资本与技术主导下，当代城市空间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非正义性。

关键词：

外卖骑手，空间正义，城市权利，制度排斥，平台劳动

二、引言

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市中，一个由电动车、保温箱和行色匆匆的身影所构成的庞大群体——外卖骑手，已经成为一道无可争议的、定义城市日常生活的风景线。他们如同现代城市的“毛细血管”，将餐饮、零售与无数个体的即时需求，高效地连接起来，深刻地重塑了城市的消费模式、产业结构乃至时间观念。据统计，这一群体的规模已达数百万之众，他们以其惊人的劳动强度与空间覆盖能力，支撑起了数字平台经济最为重要的线下履约环节。可以说，没有骑手们在城市空间中无休止的、高速的穿行，当代都市生活的便利性与即时性，将无从谈起。

然而，与他们对城市运转的巨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在城市空间中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与权利缺失。当我们享受着“万物皆可到家”的便利时，却很少关注到，这份便利的传递者，在其日复一日的穿行旅途中，所遭遇的无处不在的阻碍、歧视与排斥。在公共道路上，他们是交通规则的“违规者”，时刻面临着罚款与事故的风险；在光鲜亮丽的购物中心与写字楼前，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人”，被禁止从正门进入，只能在指定的、隐蔽的通道中等待；在门禁森严的高档住宅小区门口，他们则常常被保安阻拦，被迫在风雨中，焦急地等待顾客下楼取餐。

这一系列看似孤立的、日常的摩擦与冲突，背后实则指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结构性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仅是劳动权益保障不足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空间正义”的根本性问题。城市，作为一个本应为所有居民提供生产、生活与发展机会的公共空间，其对不同群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究竟是如何被分配的？当一个群体，其劳动本身就高度依赖于在城市空间中的自由、高效、安全的移动，而这个空间却通过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制度，系统性地限制、阻碍甚至惩罚他们的这种移动时，我们应如何理解和评判这种现象？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空间正义的理论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城市中的各类制度安排（包括技术性的算法规则、行政性的市政管理、商业性的物业规定），究竟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对外卖骑手城市穿行权利的系统性排斥的？这一排斥，在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具体表现为何种形态？最终，这种制度性的空间排斥，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骑手“城市权利”的剥夺，并深刻地折射出当代城市空间生产中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与非正义性？本研究旨在运用空间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对这一重要的、却常被忽视的城市议题，进行一次深入的、批判性的学理剖析。

三、文献综述

围绕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劳动群体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劳动社会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热点，而关于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的探讨，则一直是城市研究的核心议题。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城市治理与非正式就业研究，以及作为本研究核心理论基础的空间正义与城市权利理论三个主要脉络。

在关于平台劳动的研究层面，学者们已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探索。这些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外卖骑手所面临的“算法控制”下的劳动困境。学者们指出，平台通过精密的算法，对骑手的工作过程，进行着前所未有的、精细化的监控、调度与奖惩，导致了劳动强度的不断加剧、工作风险的个体化转嫁以及社会保障的系统性缺失。这种“数字泰勒主义”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