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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民主视角看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障碍与突破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宏大背景下，家长参与学校治理被视为实现教育民主、提升办学质量的关键路径。然而，在实践层面，家长参与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触及学校治理的核心。本文旨在从教育民主的理论视角，对当前我国中小学家长参与学校治理所面临的深层制度障碍及其可能的突破路径，进行一次系统的、批判性的分析。本研究主要采用政策文本分析与多案例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法规，并选取若干城市中小学作为案例，对校长、教师及家长代表进行访谈，来系统性地解码阻碍家长实质性参与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家长参与的困境，其根源并非个体的意愿或能力问题，而是三种相互关联的制度性障碍所致：其一，是法律与政策框架的“赋权不足”，即相关规定多为倡导性而非强制性，对家长的权利与参与边界界定模糊；其二，是学校场域内“专业主义”话语的排他性，即学校倾向于将自身定位为专业权威，将家长视为需要“配合”的辅助者而非平等的治理伙伴，从而构筑了参与的文化壁垒；其三，是家校之间固有的“权力与信息不对称”，即学校在组织、议程与信息上占据绝对主导，导致家长委员会等组织易被“工具化”，沦为学校管理的延伸而非独立的监督与制衡力量。本文认为，要实现从“象征性参与”到“实质性治理”的突破，关键在于推动一场从“家校合作”到“教育民主治理”的范式转型，这需要通过完善顶层制度设计以明确家长权利，重塑学校治理文化以接纳多元主体，并赋能家长组织以培育其独立参与能力，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民主共同体。

关键词：

教育民主，家长参与，学校治理，制度障碍，家校合作

二、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民主进程的推进，公众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教育这一关乎国计民生与个体发展的核心领域，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已成为深化教育改革、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核心议...标。在这一宏大议程中，“家长参与”不再仅仅被视为一种辅助性的家校沟通方式，而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从国家颁布的各项教育法规与政策文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对建立家长委员会、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与监督的明确倡导。其背后的政策逻辑是清晰的：将家长这一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纳入学校的治理结构之中，不仅能够增强教育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形成监督与问责的闭环，更能汇聚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然而，理想的政策蓝图与现实的实践图景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溝。尽管形式多样的家长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已基本实现全覆盖，但其运行的实效却广受质疑。在许多学校，家长参与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被动员”的、“服务性”的参与，例如，为学校活动筹款、组织志愿者、维护课后秩序等。这些参与固然有其价值，但它们大多停留在学校管理的“外围”，而鲜能触及学校发展的核心议题，如课程设置、师资聘任、预算监督、校长评价等关键性的治理领域。家长委员会，在很多情况下，不幸地沦为了学校布置任务、传达信息的“工具”，而非一个能够代表广大家长利益、与学校进行平等对话与协商的独立治理主体。这种“象征性参与”或“仪式化参与”的普遍存在，使得教育民主的理念，在实践中被悬置和虚化。

这场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其根源何在？为何国家政策层面所大力倡导的家长参与，在进入学校这一具体的实践场域后，便会遭遇如此普遍的“效能递减”？是家长的参与意愿不足或能力欠缺？还是学校管理者出于自身利益的有意排斥？抑或是，在这些表层现象之下，存在着更为深刻的、内嵌于我们当前教育体制之中的“制度性障碍”？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教育民主的理论视角审视，制约我国家长从“事务性参与”走向“治理性参与”的根本性制度障碍是什么？这些障碍，具体体现在法律政策、学校文化与权力结构等哪些层面？它们又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构筑了一个排斥家长实质性参与的制度环境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该如何寻求制度性的突破，以构建一种更为真实、有效、平等的家校民主治理新范式？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超越对家长参与现象的简单描述与评判，而致力于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制度逻辑，并为推动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完善与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具有学理深度的批判性反思与建设性思考。

三、文献综述

围绕家长参与学校事务的研究，在国内外教育学、社会学与政治学领域已形成了丰富的学术积累。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理论坐标与创新价值，有必要将相关文献，大致归纳为西方家长参与理论的演进、我国家长参与的现状与问题研究，以及教育民主视角的批判性反思三个主要脉络。

在西方家长参与理论的演进层面，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家长卷入”到“家长参与”，再到“民主伙伴关系”的深刻转型。以爱普斯坦为代表的早期研究，构建了包括家庭教育、家校沟通、志愿服务、家庭学习、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