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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视角看“跨代共居”中的家庭伦理再协商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因应高房价、养老与育儿压力，“跨代共居”已从一种传统家庭形态，演变为一种普遍而复杂的现代社会现象。这种共居模式，将不同代际的家庭成员紧密地联结在同一物理空间内，却也无可避免地引发了传统家庭伦-理与现代个体化价值观之间的深刻碰撞。本文旨在从家庭的微观视角，深入探讨“跨代共居”家庭内部，旧有伦理规范失效后，新型家庭伦理被持续“再协商”的动态过程。本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十五个城市跨代共居家庭进行深度访谈，并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系统性分析，来揭示家庭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围绕空间、权力与情感三个核心维度所展开的伦理博弈。研究发现，“跨代共居”家庭并非一个和谐的共同体，而是一个充满了张力的“伦理协商场”。传统的代际等级秩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基于个体贡献、知识权威与情感付出的、不断变化的权力平衡。家庭成员通过对物理空间与心理边界的持续界定、对日常生活实践主导权的反复争夺，以及在经济支持与情感劳动之间进行的隐性交换，共同构建出一种非成文化的、情境性的“动态契约”。本文认为，这种“伦理再协商”的过程，既是现代中国家庭韧性的体现，也深刻地揭示了在个体化浪潮冲击下，传统孝道伦理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充满矛盾的适应性重构。

关键词：

跨代共居，家庭伦理，权力协商，代际关系，边界

二、引言

在中国社会的传统想象中，“四世同堂”曾是一幅象征着家族兴旺与天伦之乐的理想图景。然而，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现代化的推进，以夫妻与未成年子女为核心的“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和理想模式。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看似“回归”的浪潮，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重塑着中国城市家庭的格局，那便是“跨代共居”。

与传统大家族出于文化传承的共居不同，当代城市的“跨代共居”现象，其背后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动因。一方面，持续高企的房价，使得许多年轻夫妇难以独立置业，不得不与父母同住或将父母接到自己家中。另一方面，“四二一”的家庭结构与社会化养老、托育服务的严重不足，使得成年子女照顾年迈父母的“养老”需求，与祖辈帮助照料孙辈的“育儿”需求，在同一个屋檐下交汇。这种由现实压力驱动的共居，将至少两代成年人，以其迥异的生命历程、生活习惯与价值观念，重新置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空间之内。

这种物理空间上的“聚合”，却深刻地引发了心理与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传统的家庭伦-理，建立在清晰的代际等级与明确的角色分工之上，所谓“父慈子孝”、“长幼有序”，为家庭内部的权力分配与行为规范，提供了一套不证自明的准则。然而，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社会变迁与个体化思潮洗礼之后，这套古老的伦理脚本，在现代“跨代共居”的舞台上，显得捉襟见肘，甚至完全失效。年轻一代渴望自主、平等与个人隐私，而老一辈则可能依然习惯于扮演权威角色，并视干预子女生活为“关心”。

于是，一场场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不断上演：厨房的控制权、电视遥控器的归属、孙辈的教育方式、水电费的开支比例，每一个看似琐碎的细节，都可能成为引爆代际矛盾的导火索。这些冲突的背后，不再是简单的习惯差异，而是一场深刻的家庭伦-理的危机与重构。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传统的家庭伦理规范已然失效的“跨代共居”家庭中，一套新的、能够维系家庭运转的伦理秩序，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家庭成员们，又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中具体而微的互动、对话、争吵与妥协，来持续地“再协商”彼此的权利、义务、边界与情感距离的？这场“伦理再协商”的核心议题是什么？其协商的过程与策略又呈现出何种模式？

本研究旨在从家庭的微观社会学视角，将“跨代共居”家庭视为一个“伦理实验室”，通过深入其内部的互动过程，来系统性地揭示其家庭伦理“再协商”的动态机制，以期超越对现象利弊的简单评判，为深刻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关系的复杂变迁，以及为寻求更具建设性的家庭矛盾解决方案，提供具有学理深度与现实观照的经验性洞察。

三、文献综述

围绕“跨代共居”的研究，在人口学、社会学与家庭研究领域已积累了相当的成果。为了清晰地界定本研究的独特视角与理论贡献，有必要将相关文献梳理为宏观成因与影响研究、代际关系与支持研究，以及家庭伦理变迁研究三个主要脉络。

宏观成因与影响研究是该领域最为成熟的部分。学者们普遍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解释了“跨代共居”在当代中国再度兴盛的原因。高昂的住房成本、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密集的代际互动文化，以及“四二一”家庭结构带来的养老和育儿双重压力，被认为是推动跨代共居的主要结构性因素。在影响方面，研究则呈现出“双刃剑”的特征。一方面，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跨代共居能够提供显著的经济支持、工具性支持（如家务和照料）与情感支持，从而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并提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