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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伦理视角看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的正当性质疑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的“非教学负担”问题已成为困扰基础教育领域的顽疾，并引发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关注。现有研究多从行政管理、社会学或教师心理健康等视角对其成因与后果进行分析，而对其背后深层的伦理正当性问题缺乏系统的审视。本文旨在从教育伦理的独特视角，对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的正当性提出根本性质疑。本研究主要采用批判性理论分析与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相关政策文件、媒体报道与既有研究，系统性地构建教育伦理的分析框架。研究认为，非教学负担的泛滥，不仅是一个行政效率或教师精力分配的问题，更是一场深刻的教育伦理危机。其伦理失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它从根本上扭曲了教师的职业角色，将其从“育人者”工具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执行者”，违背了教师职业的神圣职责与核心使命；其二，它通过侵占教师用于备课、教研与关怀学生的时间与精力，实质性地损害了学生获得高质量教育的基本权利，构成了对教育正义的侵犯；其三，它以行政指令的方式，系统性地剥夺了教师的专业自主性与职业尊严，将创造性的专业劳动，异化为机械性的事务性劳动。本文结论指出，解决非教学负担问题的根本路径，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性的“减负”层面，而必须回归教育的伦理原点，重新确立“学生为本”与“教学优先”的核心价值，并构建起一道坚实的“伦理防火墙”，以捍卫教育领域的独立性与专业性，从而真正将教师从繁杂的非教学事务中解放出来，回归其教书育人的天职。

关键词：

非教学负担，教育伦理，教师专业性，教育正义，角色异化

二、引言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话语中，中小学教师的形象，常常与“辛勤的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等充满道德赞誉的称谓联系在一起。这一职业，被社会公众赋予了极高的伦理期待，其核心职责被清晰地界定为“教书育人”。然而，在这一崇高的话语光环之下，一个日益严峻的现实困境，正深刻地侵蚀着教师的职业生活，并动摇着基础教育的根基，那便是“非教学负担”的泛滥与异化。

从填写数不清的表格、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到参与扶贫、创文、扫黑除aras等与教育无直接关联的社会性事务，再到运营学校公众号、回复各类即时通讯群组信息，当代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大量非教学的、行政化的、事务性的任务所淹没。这种现象，已不再是个别学校的偶然问题，而演变为一种系统性的、普遍性的制度困境，以至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近年来频繁出台各类“减负”文件，试图为这一积弊沉疴开出药方。

然而，现有的讨论，无论是来自政策层面还是学术研究，大多将“非教学负担”问题，界定为一个行政管理或教师精力分配的“技术性”问题。其讨论的焦点，往往集中于如何“优化”管理流程、如何“厘清”权责清单、如何“减少”会议文件等。这些努力无疑是必要且有益的。但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深刻的问题：这些强加于教师身上的非教学负担，其本身是否具有“正当性”？从教育的根本目的与伦理原则出发，要求一位以“育人”为天职的专业人士，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去从事非教育性的事务，这一行为在伦理上是否站得住脚？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并非重复论证非教学负担的“存在”与“危害”，而是要从教育伦理的独特视角，对其“正当性”本身，进行一次系统的、根本性的审视与质疑。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非教学负担的泛滥，是如何从根本上扭曲和异化教师的职业角色的？它又是如何通过侵占教育资源，而实质性地损害了学生作为教育核心主体的基本权利的？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作为专业人士的自主性与职业尊严，遭受了何种程度的侵蚀？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本研究的目标，是试图将对“非教学负担”问题的讨论，从“如何减”的技术性层面，提升到“为何错”的伦理价值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为重塑健康的教育生态与教师职业伦理，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学理与道义基础。

三、文献综述

围绕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的研究，已成为教育学、社会学与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交叉关注的热点议题，并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了清晰地定位本研究的独特贡献，有必要将这些文献，大致归纳为现象描述与成因分析、后果影响研究以及治理对策探讨三个主要脉络。

在现象描述与成因分析层面，大量的实证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教师非教学负担的类型、构成与来源，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学者们将这些负担，大致归为行政性负担（如填表、迎检）、社会性负担（如扶贫、创文）与校内事务性负担（如安全、后勤）等几大类。在成因分析上，研究普遍认为，这一问题的产生，是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宏观层面，是国家治理体系中“属地管理”与“压力型体制”的层层传导，使得作为基层单位的学校，被迫承担了大量本应由其他政府部门负责的社会治理功能。中观层面，是教育行政部门自身的官僚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