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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北朝的本土化传播

“佛格局”（《唐朝西域》第51卷）。

一、佛教深传底层民众

佛教在中国本土开始传播时，并没有形自身文化形态及其自在的、独特的传播话语体系。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本土化，借用道家清静尢为之“魂”融入佛教思想，以老子李聃为标签

进行类同传播，以逐渐形趋同化的本土意识。“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

去奢。……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或闻言当时言也。老子西入夷狄，始为浮屠之化。”

（《后汉书》卷三十下）

首先事佛祭佛的是皇族，典型代表是东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刘英“晚节更喜黄老，学

为浮屠斋戒祭祀。……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

誓”。李贤注为：“浮屠，佛也。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

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后汉书》卷三十二）“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

涂炭等隔。”（《隋书》卷二十五）

皇家贵族与官员对佛教的信仰示范，使佛教深传底层民众。一方面，是以皇帝与王家贵族

为核心的统治阶级对佛的礼拜，影响了底层民众的宗教信仰。“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

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后汉书》卷七十八）佛教在民间广为传播，为广大

民众接受。另一方面，为获取民众支持，就个人政治气候。”举融托佛斋而起逆”

（《广弘明集》卷十一），窄融“遂断三郡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

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采。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

有就及观者且万余人”（《后汉书》卷六十三）。为成为一方诸侯，窄融利用佛教传播

影响底层民众，企图以宗教手段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他逋过建设大型佛寺，为佛塑金身。

每做佛事，费以巨万；铺席几里，蔚为壮观，形成舆论传播阵势。“佛，外国之神，非诸

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全晋文》卷一百四十八）

五胡乱华混战，南北对峙，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方面，“夫佛心者，大慈为本，

安乐含生”（《广弘明集》卷七），基于普度众生的佛教轮回思想与善恶报应，对个体苦

闷人生具有超越性，以生命有限性实行来生无限性，这就使这一历史时期下层民众心理得

到极大慰藉，从而静心忍性，修炼来生，以入涅槃，为佛教传播提供了“土壤”。另一方

面，进入佛门可以获得免除赋税杂役等现实权益，与底层信众形成巨人的利益关联，佛教

传播由此深入“寻常百姓家”。东魏“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

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八）同时，在统治阶级的认可支

持下，佛教形成了符合自身文特征和自我传播特点的佛家经典教义，推动了佛教本土

传播。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

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孟子“民贵君轻”论认为，丘民社会中民为邦本的

思想，对维护国家政权稳定具有重大影响。佛教传入中土，我国古代出现了一种新“丘

民”。出家的男性叫“比丘”（梵文bhiksu）,俗称“和尚”，女性叫比丘尼（梵文

Bhikkhuni）,俗称“尼姑”。“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永乐大典》卷八千七

百六）

在东晋后期与南北朝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佛教信仰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正

确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