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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悲剧意义

引言

在《儒林外史》众多鲜活的人物群像中，范进中举的故事因其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社会隐喻，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经典片段。当范进手持中举捷报时，从“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到“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再到“披散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一只，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的癫狂状态，这场“喜极而疯”的荒诞戏码，表面是个人命运的戏剧性转折，实则是一曲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悲怆挽歌。范进的悲剧，不仅在于他个体精神的崩溃，更在于其背后折射出的社会价值体系的扭曲、人性本真的异化，以及整个时代对读书人群体的系统性压迫。本文将从个人、社会、人性三个维度，层层深入剖析范进中举的悲剧意义。

一、个人精神的异化：被科举规训的“提线木偶”

（一）长期压抑下的心理创伤

范进的悲剧，始于他与科举制度长达三十余年的“纠缠”。书中提到，他“从二十岁应考，到五十四岁，考过二十余次”，却始终是个“进学”（考中秀才）都艰难的老童生。这三十多年间，他的生活状态可用“贫病交加”四字概括：家中“已是饿了两三天”，母亲“两眼都看不见了”，妻子“穿着麻布直裰，一双大脚”；为凑乡试盘缠，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向丈人胡屠户借钱，却被骂作“现世宝”“穷鬼”“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这种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与精神上的持续羞辱，共同构成了范进的生存困境。

更致命的是，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精神规训。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共识下，范进早已将“中举”视为人生唯一的价值坐标。他并非不明白现实的残酷——向胡屠户借钱时，他“被骂得摸门不着”，却仍“瞒着丈人去乡试”；他也并非没有其他生存技能——中举前他以“教几个小学生糊口”，但在科举的光环下，这些“旁门左道”都被视为“不成器”的表现。长期的压抑与自我催眠，让他的精神世界逐渐窄化为“中举”这一单一目标，如同被关进玻璃罩的蝴蝶，明明撞得头破血流，却仍执着于那道“成功”的幻影。

（二）中举癫狂的本质：精神防线的彻底崩塌

当范进终于中举时，看似“苦尽甘来”，实则是长期压抑后的精神崩溃。他的“疯”，并非简单的喜极而泣，而是三十余年被贬低、被否定、被边缘化的情绪总爆发。书中描写他“看了一遍，又念一遍”捷报，这反复确认的动作，暴露了他对“中举”的极度不真实感——在过去的岁月里，“中举”于他而言太过遥远，以至于突然实现时，他的精神系统无法承受这种“超现实”的冲击。

从心理学角度看，范进的癫狂是典型的“创伤后应激反应”。长期处于“低自尊-高期待”的矛盾状态中，他的心理防御机制早已脆弱不堪。中举的消息如同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他的精神防线。这种“疯”，恰恰是他对过往屈辱的无声控诉：当一个人将全部生命意义寄托于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在漫长岁月中被反复否定，一旦实现，他反而会因“存在意义的真空”而陷入崩溃。范进的癫狂，本质上是个体精神被科举制度异化后的“病理性反弹”。

二、社会结构的扭曲：科举制度下的集体失智

（一）单一评价体系的暴力：读书人的“价值囚笼”

范进的悲剧，绝非个人的偶然，而是封建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群体的普遍命运。科举制度自隋唐兴起，至明清发展为一套严密的“人才筛选机制”，但其本质是通过“中举-入仕”的路径，将读书人的价值与社会地位绑定。在这种制度下，“是否中举”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其他如道德修养、生存技能、个人兴趣等，都被边缘化甚至否定。

范进中举前，他在社会中的“身份”是模糊的：作为读书人，他未中举，故不被认可；作为普通百姓，他又因“读了几天书”而被视为“不务正业”。胡屠户骂他“因你这现世宝穷鬼，带累我脸上无光”，邻居们对他“避之不及”，甚至连他的母亲都“饿得两眼发黑”——这一切都源于社会对“未中举者”的集体歧视。而中举后，他瞬间从“穷鬼”变为“老爷”：胡屠户称他“贤婿老爷”，邻居们“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连素未谋面的乡绅都“来拜新中的范老爷”，送银送房。这种“前倨后恭”的反差，暴露了社会评价体系的极端功利性——科举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价值。

（二）阶层流动的虚假性：“鲤鱼跃龙门”的幻梦

科举制度常被视为“阶层流动的通道”，但在《儒林外史》中，这一“通道”的虚假性被揭露得淋漓尽致。范进中举后，乡绅张静斋立刻“攀亲”，称“贵房师高要县汤公，就是先祖的门生”，并送他“五十两银子”和“三进三间的房子”。这种“资源倾斜”并非出于对范进个人才华的认可，而是出于对科举制度背后权力网络的维护——通过拉拢新中举的士人，乡绅阶层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范进则从“被压迫者”迅速转变为“压迫者”的同盟。

更讽刺的是，范进的“成功”本质上是对科举制度的彻底妥协。他从未质疑过科举的合理性，反而将其视为人生唯一的出路；他从未思考过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