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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法中的“生态灭绝”罪入盟规可能性——基于2024年ICC检察官办公室立场文件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在人类世时代，大规模、系统性的环境破坏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稳定和人类的存续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近年来，将“生态灭绝”（ecocide）确立为继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之后的第五项国际刑事法院（ICC）管辖的国际罪行的运动获得了显著的政治和法律动力。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评估“生态灭绝”罪入盟规，即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可能性、关键法律障碍及其潜在的国际法治冲击。研究的核心分析文本是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于二零二四年发布的一份关于此议题的关键立场文件。本文采用法律解释学和制度分析的方法，对该文件中检察官办公室所阐述的立场进行深度解读。研究发现，“生态灭绝”罪入盟规面临三大核心障碍：第一，罪行定义的模糊性，特别是在“广泛或长期”损害的认定、“严重”损害的量化标准，以及“恣意”心态的证明上，存在巨大的法律不确定性；第二，与国家主权（特别是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的内在冲突，引发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担忧；第三，管辖权和证据收集的现实困境，包括追究国家和公司责任的复杂性。本研究结论指出，二零二四年的立场文件虽然首次正式承认了“生态灭绝”议题的重要性，但其谨慎和保守的基调表明，短期内通过修正《罗马规约》的方式将其入刑的可能性极低。然而，该文件也为“生态灭绝”概念通过“解释性渗透”的方式，影响现有罪行（如危害人类罪）的适用，以及推动国家层面立法和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开辟了现实的路径。

关键词

生态灭绝；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国际刑法；检察官办公室立场文件；环境正义

二、引言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的“三重地球危机”已不再是遥远的预测，而是迫在眉睫的现实。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深海采矿、工业化学品泄漏以及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崩溃，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也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权、健康权和文化权。然而，现有的国际环境法体系，尽管包含了数百项多边环境协定，却在追究最严重、最系统性的环境破坏行为的刑事责任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协定大多依赖于国家层面的民事或行政监管，缺乏一个能够追究个人（特别是决策者）刑事责任的全球性司法机制。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场旨在将“生态灭绝”确立为第五项国际罪行的全球法律和社会运动应运而生。“生态灭绝”一词，意指对生态系统造成广泛、严重或长期损害的非法或恣意行为。该运动的核心目标，是将“生态灭绝”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下文简称《罗马规约》），使其与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等核心国际罪行并列，从而为追究最严重的环境破坏者的个人刑事责任提供最终的法律工具。

近年来，这一运动获得了显著的进展。多个国家（特别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议会已开始讨论或通过将“生态灭绝”入刑的国内立法。更重要的是，国际刑事法院（ICC）本身也开始对这一议题做出回应。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ICC检察官办公室于二零二四年发布了一份关于“生态灭绝”罪入盟规可能性的立场文件（本文以下简称“二零二四立场文件”）。这份文件是ICC检察官办公室首次就这一高度争议性议题发表的系统性、官方的法律意见，它全面评估了将“生态灭脱”纳入《罗马规约》的法律、政策和程序性挑战。

然而，尽管“生态灭绝”罪的道德诉求强大，其“入盟规”的法律路径却充满荆棘。它不仅触及了国际刑法中最复杂的定义和证明问题，更直接挑战了国际法中根深蒂固的国家主权原则，特别是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正是基于此：根据二零二四立场文件的分析，将“生态灭绝”罪纳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在法律、政治和操作层面面临的关键障碍是什么？ICC检察官办公室的立场揭示了该罪行在短期内入盟规的真实可能性有多大？以及，除了直接修约入刑之外，这一立场文件为“生态灭绝”概念在国际法中的演进开辟了哪些替代性路径？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的研究目标设定如下：第一，系统梳理“生态灭绝”罪的定义演变及其在国际法中的历史渊源。第二，精细解构二零二四立场文件中关于“生态灭绝”罪的客体要件（actusreus）、主体要件（mensrea）、定义模糊性、管辖权冲突等核心法律障碍的论证。第三，深入分析该立场文件在平衡“环境正义”的道德诉求与“罪刑法定”的法律原则之间的张力。第四，最终评估该立场文件对“生态灭绝”罪未来发展的战略性影响，是“关上了大门”还是“打开了一扇窗”。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三部分将综述“生态灭绝”罪的理论框架和既有研究；第四部分阐明本研究采用的法律解释学和制度分析方法；第五部分是本研究的核心论证，将对二零二四立场文件的核心法律障碍进行呈现和讨论；第六部分将总结研究结论，并展望其对国际环境法治的未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