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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妻案被害家属将争取孩子抚养权

一、悲剧的原点：家暴、出轨与母性的挣扎

2025年12月9日，河北沧州孟村县一起杀妻案的一审判决引发社会震动——25岁的刘某某因长期遭受家暴，最终被丈夫金昊以钝性外力伤害致死；金昊被判处死刑，其母张杰因帮助毁灭证据获刑两年两个月。这场悲剧的背后，是一个年轻女性在婚姻暴力、情感背叛与母性羁绊中的艰难挣扎。

刘某某与金昊本是高中、大学同学，自由恋爱的起点曾被视作美好。但婚后第十三天，第一次家暴便撕裂了婚姻的温情面纱。此后，刘某某身上的伤痕被长袖长裤遮掩，眼角的淤青谎称是骑车摔伤；当发现丈夫出轨并因第三者怀孕逼离婚时，她仍选择隐忍。支撑她的，是对3岁儿子的深切牵挂——她害怕离婚后孩子判给男方，更担心自己离开后孩子失去母亲的庇护。这种“为母则刚”的执念，最终成为她无法逃离的枷锁。

正如其叔叔所言：“我侄女不和他离婚是因为有个三岁的儿子，害怕离婚孩子判给男方，一直不愿离婚。”这种基于母性本能的妥协，在暴力与背叛的双重压迫下，最终演变为致命的悲剧。刘某某的遭遇，折射出许多受暴女性的共同困境：婚姻暴力的隐蔽性、社会支持系统的缺位，以及抚养权争夺对受害者心理的“绑架”。

二、抚养权争夺的现实困境：隐匿、对抗与法律博弈

一审判决虽以“一命偿一命”告慰亡灵，却让3岁幼童的未来成为新的焦点。目前，孩子仍被金昊亲属轮流照看，女方家属不仅难以见到孩子一面，甚至无法确认其具体位置。这场抚养权争夺，已从家庭矛盾升级为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博弈。

男方亲属坚持争夺抚养权的主要理由，是孩子自出生后长期在金家生活，与祖父母建立了情感联结。在司法实践中，“稳定的生活环境”确实是抚养权归属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女方家属的诉求同样坚定：他们要完成刘某某的最后心愿，让孩子远离悲剧的源头，在安全温暖的环境中成长。更关键的是，男方家庭的行为已暴露多重隐患——金昊之母张杰在案发后清洗血床单、拔掉监控存储卡，试图毁灭罪证；案发后隐匿孩子下落，拒绝女方家属探视。这些行为不仅违背公序良俗，更直接损害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的基本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知情人透露，3岁孩子可能亲眼目睹了母亲遇害的全过程，如今常哭喊着找妈妈，心理创伤难以估量。这种情况下，孩子的情感需求与心理疏导尤为关键。女方家属作为刘某某的直系亲属，更能共情孩子的痛苦，提供针对性的情感支持；而男方亲属的犯罪关联与对抗行为，已构成对孩子成长环境的潜在威胁。

三、法律与伦理的双重考量：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实践

抚养权归属的核心，是“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的实践。法律从未将抚养权简单视为亲属间的“财产争夺”，而是以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环境、情感需求为最高准则。结合本案，女方家属争取抚养权的优势已逐渐清晰。

其一，男方亲属的犯罪记录构成硬伤。张杰因帮助毁灭证据罪获刑，其行为违背法律与公序良俗。司法实践中，近亲属存在犯罪记录、抚养环境存在潜在风险的，法院会优先排除其抚养资格。这种“不适格”并非对金家的“株连”，而是基于孩子价值观塑造与成长安全的理性判断——让一个曾参与掩盖暴力犯罪的亲属抚养目睹暴力的孩子，无疑会加剧其心理创伤，甚至可能传递错误的是非观。

其二，女方家属的抚养意愿与能力更具优势。刘某某的弟弟、叔叔、姑姑等亲属，多年来始终关注孩子的成长，案发后更表现出强烈的抚养意愿。反观金家，隐匿孩子、拒绝探视的行为，本质上是对孩子情感需求的漠视。法律鼓励抚养人主动维护孩子与其他亲属的情感联结，而金家的对抗行为已构成对这一原则的违背。

其三，心理疏导的现实需求。孩子可能目睹母亲遇害的全过程，其心理创伤需要专业干预与亲情陪伴。女方家属作为刘某某的至亲，更能理解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也更愿意为其提供长期的情感支持。这种“情感共情力”，是无法用物质条件或“长期共同生活”替代的核心优势。

四、未竟的救赎：从个案到制度的反思

这起家暴致死案与抚养权之争，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更暴露出社会支持系统与法律制度的多重漏洞。

首先，家暴干预机制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刘某某长期遭受家暴，却因“怕家人看到伤痕”“担心离婚失去孩子”选择沉默，甚至连当地妇联都未接到过她的求助反馈。这反映出反家暴宣传的覆盖面不足、基层组织对受暴女性的主动关注缺失。若能在刘某某第一次遭受家暴时，社区、妇联或司法机关及时介入，或许能阻断悲剧的蔓延。

其次，离婚抚养权对受暴女性的“桎梏”需被打破。许多受暴女性如刘某某般，因担心离婚后失去孩子抚养权而被迫留在危险婚姻中。法律虽强调“未成年人最大利益”，但实践中“孩子长期跟随一方生活”的惯性判断，可能变相成为施暴者控制受害者的工具。未来需进一步细化“抚养适宜性”的评估标准，将施暴行为、家庭环境的安全性纳入核心考量，避免受害者因“保孩子”而“保婚姻”。

最后，未成年目睹暴力的心理干预需制度化。本案中，3岁孩子的心理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