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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口遇害案母亲穿女儿选的衣服出庭

一、血色6月：一场未愈的创伤与520天的等待

2024年6月9日，成都某居民楼的楼道里，27岁的王某雅在回家途中遭遇致命袭击——被同楼住户梁某某连捅多刀，经120现场抢救无效死亡。这场发生在“家门口”的暴力案件，不仅撕碎了一个年轻生命的未来，更在一位母亲的心里刻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从案发当日算起，到2025年11月20日第一次庭审，再到2025年12月16日第二次开庭，王女士在520多个日夜中，用戴白花、别雏菊、穿女儿生前为她挑选的衣服等方式，将对女儿的思念与追讨公道的执念，凝结成每一次出庭时的仪式感。

案件的时间线里，藏着司法程序的严谨与受害者家属的焦灼。原定于2025年5月27日的一审开庭，因控辩双方要求重要证人出庭、被害人家属律师申请对被告人进行二次精神鉴定而延期至11月20日。11月20日当天，庭审从上午9点30分持续至晚间8点，却因被告人梁某某当庭解除辩护律师委托而休庭。12月16日，当法庭再次开启时，梁某某更换为法律援助律师，而王女士依旧穿着女儿选的衣服走进法庭——这些时间节点的推移，既是司法程序的必然步骤，也是一位母亲在“等待正义”路上的艰难跋涉。

二、衣袂间的温度：细节里的情感重量与法律诉求

在12月16日的庭审现场，王女士的着装细节引发了广泛关注：两次出庭，她穿的都是女儿生前为她挑选的衣服。这不是简单的日常选择，而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告慰与对话。当她哭着亲吻女儿照片，说出“妈妈不会让你不明不白离开”时，衣服上的每一道褶皱都承载着未竟的母爱，每一根纤维都连接着“讨回公道”的信念。这种“仪式化”的表达，既是私人情感的宣泄，也是对公共正义的无声呼吁。

对比两次庭审的细节，更能感受到王女士情感的厚重：11月20日第一次开庭时，她佩戴着女儿生前喜爱的小雏菊，告诉记者这是“对女儿520多天的思念”；而12月16日，她选择穿女儿挑的衣服，或许是因为那是女儿亲手触摸过的温暖，是最贴近女儿温度的陪伴。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构成了受害者家属在司法程序中的情感支点——当法律以理性的程序推进时，受害者家属需要通过具体的、可感知的方式，确认自己与逝去亲人的联结，确认自己在这场“正义之战”中的存在感。

值得注意的是，王女士的情感表达始终与法律诉求紧密交织。她多次向媒体强调“被告人是预谋杀人”，指出凶手行凶后第一句话是“今天我必须弄死她”；12月13日，她明确表示已为民事诉讼出庭做好准备，“希望法院判处凶手死刑、立即执行”。这种“情感-诉求”的统一，恰恰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司法正义最朴素的期待：法律不仅要惩罚犯罪，更要为受害者家属抚平创伤；不仅要给出“罪刑相当”的判决，更要让家属感受到“正义被看见”的确定性。

三、精神鉴定之辩：司法公正的关键与公众的疑虑

在案件推进过程中，“精神鉴定”成为争议焦点。代理律师明确表示“会拼尽全力为受害者母亲争取应得的公平和正义”，并质疑被告精神鉴定报告存在“重大问题”。这一争议并非偶然——在恶性刑事案件中，“精神病”往往被视为可能的“免罪符”或“减刑理由”，其鉴定结果直接关系到案件的定性与量刑，也因此最易引发公众质疑。

从法律程序看，精神鉴定是确定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环节。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因此，一份真实、客观的精神鉴定报告，既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交代。然而，实践中精神鉴定的主观性较强，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过程的透明度、鉴定结论的合理性，往往成为争议的核心。

王女士及其律师对精神鉴定报告的质疑，本质上是对司法公正的追问：如果鉴定报告存在重大问题，是否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司法机关如何确保鉴定过程的科学性与中立性？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个案的判决，更关系到公众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值得肯定的是，法院在11月20日因被告人解除辩护律师而休庭，12月16日再次开庭时被告人已更换为法律援助律师，这显示了司法程序对被告人辩护权的保障；而王女士通过公开表达诉求、配合媒体报道等方式，也在推动案件信息的透明化，让公众得以监督司法过程。

四、正义的温度：从个体创伤到社会共鸣

在11月20日第一次开庭时，王女士来到法院门口，现场有不少自发赶来的市民为她加油鼓劲。这一细节折射出社会对恶性案件的关注与对受害者家属的支持。当“家门口遇害”这样的极端事件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中，每个人都可能产生“代入感”——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谁不希望法律能严惩凶手以绝后患？因此，王女士的诉求不仅是个人的，更是社会的；她的坚持不仅为女儿讨公道，也为所有潜在的受害者捍卫安全边界。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起案件的持续发酵与公众关注，推动了对“家门口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