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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登斯“结构二重性”对教师能动性的肯定——基于《社会的构成》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特别是其核心概念“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为理解社会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分析框架。传统社会理论长期陷入“结构决定论”与“能动性至上论”的二元对立，而吉登斯则主张结构既是行动的媒介，也是行动的结果，从而有效地弥合了这一鸿沟。本研究旨在系统性地探究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对教师能动性的肯定与阐释，并以其代表作《社会的构成》（TheConstitutionofSociety）为核心理论文本。研究采用社会学理论分析与教育社会学推论相结合的方法，重点聚焦于教师在日常教学实践中如何通过对“授权性资源”（authoritativeresources）与“配置性资源”（allocativeresources）的运用与再生产，展现其能动性。核心发现表明，教师的能动性并非对既有教育结构的简单服从或彻底反叛，而是一种在制度化规则、专业知识（授权性资源）和学校物质条件、时间安排（配置性资源）所构成的“结构”之中，通过日常的、重复的实践活动来“挪用、维持和重构”这些结构的过程。吉登斯理论的引入，将教师从被动的“结构执行者”提升为积极的“结构再造者”，肯定了教师在课程实施、班级管理和教育创新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论认为，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为教育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强大的概念工具，有助于超越对教师角色的简单化定义，为理解教育结构变迁中的行动者力量奠定理论基础。

关键词

吉登斯；结构二重性；教师能动性；结构化理论；教育社会学；能动性与结构

二、引言

在现代社会理论中，如何理解和解释人类能动性（agency）与社会结构（structure）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核心难题。自迪尔凯姆、马克思等奠基者以来，社会学便长期在“结构决定论”（如功能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和“能动性至上论”（如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的二元对立中徘徊。前者倾向于将个体视为社会规范和制度约束下的被动产物，后者则将社会视为个体意义建构的聚合体，均未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整合性的分析框架。

在教育社会学领域，这一困境同样显著。长久以来，教师的角色常被界定为教育结构（如课程标准、考试制度、学校科层制）的忠实执行者或被动承担者。教师的日常实践被视为对外部规范的遵守，其能动性在宏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种视角虽然揭示了教育制度的约束力，却未能解释为何在相同的结构下，不同的教师会产生不同的实践效果，以及教师们如何通过日常的、微小的反抗或适应来推动教育制度的渐进式变迁。

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theory），以其核心概念“结构二重性”（dualityofstructure）为解决这一经典难题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路。吉登斯在其《社会的构成》等著作中明确指出：“社会的本质不在于结构与能动性的对立，而在于它们的二重性：社会结构既是人类行动的媒介，也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他认为，结构并非外在于行动者的约束力，而是内在于、并通过行动者的实践活动而得以生成和再生产的。

吉登斯理论的这一转变，对于重新肯定和阐释教师的能动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结构和能动性是互为前提的，那么教师就不仅仅是制度的执行者，而是通过他们的日常教学、班级管理和专业判断，持续地参与到教育结构的生成与再造之中。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是如何在理论上肯定和阐释教师能动性的？具体而言，基于《社会的构成》中的“结构三元论”（即意义结构、支配结构、合法化结构）和“资源分类”（即授权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教师的能动性在日常教育实践中是如何体现为对教育结构的“运用、维持和再生产”的？吉登斯理论的引入，如何帮助教育社会学超越“执行者”的简单定义，将教师定位为教育结构变迁的关键行动者？

本研究的目标在于，通过对吉登斯核心文本的系统解读和教育社会学的深度推论，为教师能动性的研究奠定一个强大的社会学本体论基础。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首先，将对结构与能动性关系的研究、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以及教育社会学中教师能动性研究的既有成果进行文献综述；其次，阐明本研究采用的理论分析与哲学推论方法；再次，作为论文的核心，将详细分析“结构二重性”在教师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并重点讨论“支配结构”（授权性与配置性资源）如何被教师在实践中挪用和再生产；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研究发现，并探讨其对教育研究和实践的深刻启示。

三、文献综述

对安东尼·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探讨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涉及社会学本体论、行动者理论和教育组织社会学等多个学术领域。本研究的文献综述将聚焦于三个核心方面：结构化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