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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身份关系认定分析案例

（-）大陆法系：以具备亲密关系为基础的严格限制

德国民法中关于被侵权人请求损害赔偿的情形，明确于1998年修订的《德

国民法典》中第844条第二款：“如果死者在被害当时，根据法律对被侵权人有

抚养义务或者可能负有抚养义务的关系，而被侵权人因死者被害致死而被剥夺其

受抚养权利的，赔偿义务人应当向被侵权人支付定期金作为损害赔偿，如同死者

在其可能生存期间内有义务提供抚养一样;在受害人被害当时被侵权人虽为尚未

出生的胎儿的，亦发生赔偿义务”，以及第845条：“在侵害致死、侵害身体或者

健康以及在剥夺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根据对被侵权人在家务或者经营

中负有给付劳务的义务时，损害赔偿义务人应向被侵权人支付金钱定期金作为失

去的劳务的赔偿〃进了规定。在总结《德国民法典》中关于被侵权人的精神损

害赔偿制度的规定后，笔者发现被侵权人如果想要请求损害赔偿，必须满足如下

条件：第一，直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结果是死亡或者重伤；第二，请求损害赔

偿的被侵权人因直接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而导致自身健康权遭受损害；第三，请求

损害赔偿的被侵权人必须与直接受害人身份上具有亲密关系。

在德国的现法律中，对于被侵权人因直接受害人遭受损害而提出损害赔偿

的明确规定，只有反射性财产损害赔偿。说明德国民法制定之初在原则上不考虑

受损害的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只在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允许被侵权人对侵权

为人享有直接损害赔偿。但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各类案件不断出现被侵权人向

法院提出受到惊吓精神损害赔偿的诉求，因此在1931年9月21日德国帝国法院

作出了首例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判决。该案中由于一位胃亲因听闻其女儿因

车祸丧失生命，因此精神遭受严重创伤，当这位胃亲请求侵权为人为其受到的

惊吓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时，帝国法院支持了该诉求。判决中，德国帝国法院

对《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规定：“因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他人生命、

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者，对他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害负赔偿义

务〃进了重新解读。德国帝国法院在判决理由部分中指出：间接损害是指某人

自身并非侵权为的受害人，而是侵权为在该人财产上的反射后果。然而，就

当下（惊吓损害）案件而言，原告因侵权为而自身健康受到损害，其诉讼请求

正是针对该健康损害。在帝国法院的实践中，从未声称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

列举的法益和权利,必须是被直接侵害的，而间接的侵害不足以构成（侵权为）。

此案德国帝国法院将原告由于健康权受损而导致财产上遭受的损失认定为间接

损害，因而支持对其进法律上的救济，是对德国侵权损害案件司法实践上的一

次重大突破。也正是从此案开始，推动了德国法院对于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

案件的思变。

不过对于被侵权人亲密关系这一概念范围的界定，德国民法法规以及司法实

践中都没有对关系亲密的具体程度进细致规定。对此，德国司法实践中默认为：

这种亲密关系可以是由于被侵权人与直接受害人两者之间具备的先天血缘关系，

法律因此所明确规定的近亲属关系；也可以是由于两者在后天生活、生产经营中

形成或积累的密切关系。但是如果是与直接受害人不存在直接社会关系的陌生人,

对于其提出的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德国民法典是不予支持的。

作为同样身为大陆法系的奥地利民法，针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奥地利普

通民法典》在第1325条中进了规定：“无论何人，侵害他人身体的，都应赔偿

受害人的康复费用及其收入损失；若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受害人请求，还

应赔偿旨在改变受害人状况的、合理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该条法规在制定之初，

目的只是为了救济直接受损害人的精神损害，对于被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奥地利法院起初一直坚持否定态度，拒绝对《奥地利普通民法》第1325条做出

任何扩大解释。因此，即便是在1963年发生的一例个案中，一位怀有5个月身

孕的胃亲，因为目睹自己另一位孩子的重伤，导致神经遭受强烈刺激而受损，最

后造成该胃亲流产的悲剧。但是该胃亲身为原告要求法院判决侵权为人赔偿其

健康损害和精神损害，历经多个法院其诉求都未能得到支持。奥地利法院对此给

出的理由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1325条中规定的“受害人〃是指侵权为

所损害的直接受害人，而不包括为此间接遭受损害的被侵权人，即便是亲身经历

事故发生的近亲属，法院也不予支持其出于惊吓损害所提出的赔偿救济请求。奥

地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