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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要构成特征分析

目录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要构成特征分析 1

1.1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保护的法益 2

1.2甲类传染病的范围界定 3

1.1.1“乙类甲管”规定的由来 3

1.1.2公益与私权的博弈 4

1.3引起传播或传播的严重危险 6

1.3.1“严重危险”的性质认定 6

1.3.2“严重危险”的判断标准 7

1.4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9

1.4.1主观罪过形式梳理 9

1.4.2过失论的倡导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称《传染病防治法》)于1989年正式通过实施，该法规定对于相关妨害传染病防治的行为，对相关行为主体，不仅要追究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由此正式确立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一罪名，这也标志着我国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不再是以前的单纯行政管理模式。11997年刑法在《传染病防治法》设立了相关罪名，现行刑法330条也对本罪的参照依据、传染病范围以及具体行为方式作出了规定，但本罪在实务

参见刘远：《危害公共卫生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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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适用仍存在多处争议，如该罪名所保护法益、该罪名参照依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界定、甲类传染病的确定、严重危险的判断以及行为人主观罪过形式为故意、过失亦或是混合罪过形式，笔者为避免面面俱到，将着重围绕本罪的主要构成特征进行分析，从而能更好地指导该罪的适用。

1.1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保护的法益

刑法是法益保护法，若法益限定的过于宽泛，则大大扩大入罪犯罪，不符合刑法所应保持的谦抑性；若法益限定的过窄，则不利于全面评价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不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

本罪保护的法益一直以来都是刑法学界存在较多争议的事项，笔者对刑法学界的观点进行了相应整理，大概有下列几种观点：(1)该罪所保护的客体为复杂客体，其主要客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次要客体是公共卫生；2(2)该罪所保护的法益为国家对传染病防治的有关管理制度；3(3)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和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4(4)本罪所侵犯的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制度，具体是国家关于传染病防治的管理制度；?(5)本罪所保护的是国家对公共卫生的管理秩序。6

笔者更赞同此罪所保护的法益为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首先，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或者管理秩序相较于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而言更为宽泛。在笔者看来，公共卫生管理是传染病防治管理的上位概念，公共卫生是指为了维护人体健康，相关有权机构和个人进行的一切个体、团体、组织的所有社会活动的总和，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管理，还包括对食品、药品、自然环境的管理，更包括对于政府工作部门在卫生方面的宣传、在健康方面所进行的教育等管理。刑法是法益保护法，如果限定的法益较为宽泛，将大大扩大该罪的入罪范围。如果此类违反疫情防控措施的妨害传染病防治行为带来的只具有一般性危险，尚未达到侵犯“传染病防

参见刘远：《危害公共卫生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另参见左坚卫：

《危害公共卫生和环境资源犯罪司法适用》,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3参见孟庆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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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希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46页；另参见李文燕：《危害公共卫生犯罪证据调查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参见曾朝辉：《危害公共卫生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6参见彭兰：《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2期，第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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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管理秩序”的程度，则不满足该罪入罪条件，只能给予行为主体行政处罚。7因此，笔者认为在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法益时，不应将其认定的过于宽泛，这样将大大扩大该罪的入罪范围。

再者，即便是只将该罪保护法益限定在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也能够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功能。在我国解放前，传染病曾夺走过很多人的生命，因此在解放后，我国政府一方面发展科学技术，致力于医疗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出台各种法律规定，加强传染病防治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逐渐形成了可以应对传染病防治的成熟的制度框架。

最后，“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相较于“制度”而言，强调国家管理传染病防治活动所形成的有序性、稳定性与连续性。违反制度管理的行为并不一定都能打扰破坏秩序的程度，如若达不到这个程度，则只能算作一般违法行为，并不应作为犯罪行为处罚。

1.2甲类传染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