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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合同竣工结算争议及案例

引言

建设工程竣工结算是工程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是发承包双方对合同履行成果进行经济确认的最终程序。它不仅关系到施工企业的资金回笼与生存发展，也影响建设单位的投资效益与成本控制，更直接反映着工程管理的规范性与合同执行的严谨性。然而，由于建设工程周期长、涉及主体多、技术复杂、外部环境多变等特点，竣工结算往往成为矛盾集中爆发的“重灾区”。从实践来看，结算争议轻则导致资金滞留、合作关系破裂，重则引发法律诉讼，甚至影响工程交付与社会稳定。本文将围绕竣工结算争议的常见类型、成因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探讨争议解决的路径与预防措施，为工程参与方提供实践参考。

一、建设工程竣工结算争议的常见类型

（一）工程量计算争议：图纸与现场的“数字鸿沟”

工程量是结算的基础数据，其准确性直接决定结算总价。实践中，工程量争议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设计图纸与实际施工的差异。例如，某商业综合体项目原设计为框架结构，但施工中因地质条件突变改为桩基础，施工方未及时就新增桩基工程量办理书面确认，结算时建设单位以“无有效签证”为由拒绝认可；二是计量规则理解偏差。不同合同可能约定“按图纸净量计算”或“按实际完成工程量计算”，若条款表述模糊，双方易对“挖土方是否包含放坡”“墙面抹灰是否扣除门窗洞口”等细节产生分歧；三是隐蔽工程记录缺失。如管道预埋、地基处理等隐蔽工程，若未在覆盖前由监理、业主共同验收并留存影像资料，结算时施工方主张的工程量常因缺乏证据被否定。

（二）计价依据争议：定额、市场与合同的“三重博弈”

计价依据是确定工程单价的核心标准，争议多集中于定额套用、材料调差与价格风险分担。例如，某工业厂房项目合同约定“采用现行预算定额”，但施工期间当地发布了新版定额，建设单位要求按新定额下浮10%计价，施工方则主张按合同签订时的旧定额执行，双方因“现行”的时间节点界定不清陷入纠纷；材料价格波动也是常见争议点，若合同未明确“风险范围”（如约定“钢材价格涨跌±5%以内由施工方承担”），当市场价格涨幅超过5%时，施工方常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调整，而建设单位可能以“固定总价合同”为由拒绝；此外，人工单价调整、机械台班费计取等也可能因合同约定与政策文件衔接不畅引发争议。

（三）变更与索赔争议：履约过程的“责任拉锯战”

工程变更是建设工程的常态，但变更引发的结算争议往往与索赔紧密关联。争议主要表现为：一是变更程序不规范。某市政道路项目因规划调整需拓宽路面，建设单位口头通知施工方施工，未出具书面变更指令，结算时以“未经审批”为由拒绝支付增加费用，施工方虽能提供会议纪要、现场照片等佐证，但因缺乏正式变更单，最终仅获部分赔偿；二是索赔时效超期。根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索赔应在事件发生后28天内提出，若施工方因疏忽未及时提交索赔报告，后续主张常因“超期失权”被驳回；三是责任认定不清。如因建设单位未按时提供施工场地导致工期延误，施工方主张窝工损失，建设单位则反指施工方管理不善扩大了损失，双方对“直接损失”与“间接损失”的界定、“扩大部分”的举证责任产生分歧。

（四）合同条款歧义争议：文字背后的“理解迷宫”

合同是结算的根本依据，条款表述模糊或矛盾易引发争议。例如，某住宅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总价以审计结果为准”，但未明确审计机构的选择方式、审计期限及异议处理程序。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审计后，施工方对审计结果提出异议，要求重新委托审计，建设单位以“合同约定唯一审计”为由拒绝，双方陷入僵局；再如，“不可抗力”条款中，若仅笼统约定“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等”，未明确“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停工损失由谁承担”，当施工期间爆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停工时，双方易就损失分担产生争议。

二、竣工结算争议的深层成因分析

（一）合同签订阶段：风险分配的“先天不足”

许多争议的根源可追溯至合同签订环节。部分建设单位利用优势地位签订“霸王条款”，如约定“结算价不得超过中标价”“施工方放弃所有索赔权利”，看似规避了风险，实则因违反公平原则可能被认定无效；部分合同条款照搬示范文本，未结合项目特点细化，如对“变更范围”“计量规则”“调价机制”等关键内容仅作概括性描述，缺乏可操作性；还有的合同对争议解决方式（如选择仲裁还是诉讼）、鉴定机构的委托程序等约定不清，导致争议发生后解决路径不明确。

（二）履约过程管理：现场与文档的“双重缺失”

施工阶段的管理漏洞是争议的“催化剂”。一方面，现场管理粗放。部分施工方重进度、轻资料，对变更签证仅口头沟通，未形成书面记录；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职责，对工程量确认、材料验收等把关不严，甚至出现“事后补签”“虚假签证”；建设单位现场代表频繁更换，新代表不熟悉前期情况，导致结算时对历史资料不予认可。另一方面，文档管理混乱。工程联系单、会议纪要、验收记录等关键资料未分类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