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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歧视的法律认定与权利救济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深度渗透，算法已成为资源分配、决策判断的重要工具。然而，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因设计缺陷、数据偏差等问题催生了算法歧视这一新型不公现象。从招聘平台算法自动筛除女性求职者、外卖平台派单规则偏向年轻骑手，到电商平台“大数据杀熟”对老用户抬高价格，算法歧视以技术为外衣，隐蔽地侵害了特定群体的平等权利，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与社会公平正义。2025年10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明确将利用算法操控价格、流量或用户选择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规制范围，为算法歧视的法律治理提供了重要依据。本文将结合司法实践，系统梳理算法歧视的法律界定、典型场景、认定标准、权利救济途径及合规治理方向，助力受害者精准维护自身权益。

一、算法歧视的法律界定与典型应用场景

算法歧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在法律层面可界定为：算法开发者、使用者或平台经营者，通过算法设计、数据训练、参数设置等环节，故意或过失地植入偏见，导致算法输出结果对特定群体（基于性别、年龄、地域、消费习惯、职业等特征划分）产生不合理差别对待，侵害该群体合法权益或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其核心特征在于“技术隐蔽性”与“结果不公平性”——歧视过程被算法黑箱掩盖，但最终结果明确指向对特定群体的权利剥夺或利益损害。

结合实践案例，算法歧视主要集中于以下四大典型场景：

（一）劳动就业领域：平等就业权的技术壁垒

此类场景的算法歧视主要表现为用人单位或招聘平台利用算法对求职者进行差别筛选与待遇分配。例如，部分企业的简历筛选算法通过设置“25-30岁男性”“无婚育计划”等隐含标签，自动过滤女性、中年求职者；外卖、物流平台的派单与绩效考核算法，未考虑恶劣天气、配送区域难度等客观因素，仅以接单量、响应时长为核心指标，导致老年骑手因数据表现不佳被减少排班、降低绩效工资；甚至有企业通过算法实施“末位淘汰”，以“系统自动判定”为由规避对解雇合理性的举证责任，实质侵害劳动者的公平就业与劳动报酬权益。

（二）消费交易领域：公平交易权的隐性侵害

这是最广为人知的算法歧视场景，核心表现为“大数据杀熟”与差异化定价。电商平台、出行软件、在线票务平台等，通过算法分析用户消费习惯、消费能力、对平台的依赖程度等数据，对不同用户实施差别定价——对消费能力强、依赖度高的老用户抬高价格，而对新用户给予优惠；部分平台还通过算法限制特定地域用户的服务权限，或对低收入群体推送低质、高价商品，变相剥夺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与自主选择权。例如，某出行平台通过算法识别出经常出差的商务用户，对其展示的机票、酒店价格普遍高于新用户10%-20%，即属于典型的消费领域算法歧视。

（三）市场竞争领域：不正当竞争的技术手段

在平台经济语境下，部分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平台利用算法实施歧视性竞争行为，挤压中小经营者的生存空间。例如，平台通过算法对入驻商家进行分级，对未缴纳“推广费”的中小商家降低搜索权重、限制流量分配，导致其商品难以被消费者看到；部分平台利用算法分析竞争对手的经营数据，针对性地对竞争对手的合作商家实施歧视性惩戒，以达到排除、限制竞争的目的。此类行为已被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成为算法歧视规制的重要领域。

（四）社会服务领域：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公现象

算法歧视还渗透于教育、医疗、金融、公共服务等领域，影响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例如，部分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算法将地域、职业作为核心评估指标，对农村地区居民、蓝领群体设置更高的授信门槛或贷款利率；在线教育平台的推荐算法根据学生家庭经济条件推送差异化课程资源，加剧教育不公；政务服务平台的算法因技术设计缺陷，导致老年群体因不熟悉智能设备操作而难以享受便捷服务，实质构成对老年群体的歧视。

二、算法歧视的法律认定标准：三维度综合判断

司法实践中，认定某一行为构成违法算法歧视，需结合“主体要件、行为要件、后果要件”三个核心维度综合判断，同时区分“故意歧视”与“过失歧视”的不同责任认定逻辑：

（一）主体要件：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算法歧视的责任主体并非单一，可能包括算法开发者（如技术公司）、算法使用者（如用人单位、商家）、平台经营者（如电商平台、招聘平台）。司法实践中，需根据“谁主导算法设计、谁享受算法收益、谁控制算法运行”的原则确定核心责任主体：若算法由平台自行开发并用于自身业务，平台为核心责任主体；若用人单位委托第三方开发算法用于招聘，用人单位与算法开发者可能根据过错程度承担连带责任；若算法缺陷源于数据供应商提供的偏差数据，数据供应商也可能被追究相应责任。

（二）行为要件：存在不合理差别对待的算法操作

此要件是算法歧视认定的核心，需从两个层面审查：一是算法环节存在偏见植入或缺陷，例如故意在算法中设置性别、年龄等歧视性参数，或因训练数据缺乏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