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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具体化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与必然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这一定义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生成的三重逻辑：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体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科学把握唯物史观深入社会现实的性质，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这三重逻辑，进而领悟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唯物史观终止了纯粹思辨，指向现实生活，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历史观。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通过研究西欧历史，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大体来说，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并在《资本论》中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封建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详细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

但是，唯物史观不是供奉起来要我们去跪拜的教条，它内在地包含着具体化，即深入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原则和要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877年，针对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对马克思观点教条式的歪曲，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给予有力的驳斥：“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恩格斯也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发展着的理论”，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贯彻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关键在于破除对唯物史观原理的教条式理解，把它当作研究问题的起点、方法和指南，并深入社会—历史的现实中去。这里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理解和把握。在黑格尔那里，“现实是本质与存在的统一”。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了黑格尔“现实”概念的科学性：“在黑格尔看来，决不是一切现存的都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性这种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因此，现实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经验中直接给予我们的东西，决不“仅仅意味着单纯的实存”，而是本质与实存的统一。“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即展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来。但是，由于黑格尔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所以将现实的本质性最终导入“思辨的思维”，即“观念”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对现实的颠倒理解纠正过来，把现实的本质性导回社会—历史中，即导回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导回人们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

贯彻唯物史观的具体化原则，我们必须深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重现实：

第一，现代化是人类开启现代文明和“世界历史”所带来的必然趋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经由现代化才能抵达。现代化是由西欧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所启动的。可以说，西欧历史地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在西欧取得统治地位，开启了人类的现代文明。但是，资本主义一旦产生，它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就一定会跃出欧洲疆界，带来“世界历史”。因为，这样一个时代不仅意味着农业文明要被工业文明所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要被商品经济所取代，同时也意味着各民族相对孤立发展的历史要被“世界历史”所取代。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而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不断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激荡中，中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但却是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境遇出场的。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唯有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即必须经由现代化才能抵达。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地与社会主义建立起本质联系，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也不只有资本主义一条道路可走。一部中国近代史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也已经表明，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国家，一方面无法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即通过早期血腥的原始积累和殖民主义敲开现代化的大门。另一方面，在“世界历史”中要想摆脱“支配—从属”“中心—边陲”“主导—依附”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