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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新型经济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其中以“拉人头”“交会费”“团队计酬”为特征的传销活动，因其隐蔽性强、迷惑性大、社会危害深，成为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群众财产权益的突出问题。为有效遏制传销活动的蔓延，我国于刑法修正案（七）中增设“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从传统非法经营罪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罪名。这一立法调整不仅回应了打击新型经济犯罪的现实需求，更体现了刑法对公民财产权和市场秩序的双重保护。本文将围绕该罪名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司法认定及社会意义展开系统论述，以期为理解和适用该罪名提供参考。

一、立法背景与法律依据

（一）传销活动的演变与社会危害

传销并非我国本土产物，其雏形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的国外多层次直销模式。早期传销以销售真实商品为基础，通过发展下线扩大销售网络，但随着逐利性的膨胀，部分经营者逐渐偏离“销售商品”的本质，转而以“发展人员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形成“拉人头”“交会费”等纯资本运作的非法模式。进入我国后，传销活动经历了从“实体商品包装”到“虚拟项目伪装”的演变：早期以保健品、化妆品等实物为载体，后期则借助“区块链”“虚拟货币”“微商代理”等新概念包装，甚至以“扶贫互助”“慈善捐赠”为噱头，迷惑性显著增强。

这类活动的社会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侵害群众财产权益。参与者往往需缴纳“入门费”或认购高价低质商品，而收益主要依赖下线不断“输血”，最终导致90%以上参与者血本无归；二是破坏市场经济秩序。传销通过虚假宣传扭曲市场价值规律，干扰正常商业竞争，甚至形成区域性“传销经济”，阻碍地方产业健康发展；三是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因传销导致家庭破裂、债务纠纷、极端事件的案例屡见不鲜，部分传销组织为控制成员，还实施非法拘禁、暴力威胁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

（二）立法进程与规范体系

面对传销活动的泛滥，我国早期主要通过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规制。例如，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传销；2005年《禁止传销条例》出台，首次从行政法规层面界定传销的三种类型（拉人头、交会费、团队计酬），并规定了行政处罚措施。但随着传销组织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仅靠行政手段已难以有效遏制，实践中大量传销组织者因“证据不足”“定性困难”未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等罪名笼统处理，导致量刑与社会危害性不匹配。

在此背景下，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第224条之一，正式确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将“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此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传销活动”的认定标准、“组织者、领导者”的范围、“情节严重”的情形等，形成了“刑法+司法解释”的完整规范体系。

二、犯罪构成要件解析

要准确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需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展开分析，四者缺一不可。

（一）犯罪客体：复杂客体的双重侵害

该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国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管理活动，也包括公民的财产所有权。一方面，传销活动以“经营活动”为伪装，实则通过虚构的“财富神话”吸引参与者，破坏了公平、诚信的市场交易规则，干扰了正常的商品流通和服务提供，属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直接破坏；另一方面，传销的“金字塔”结构决定了只有顶层少数人能获利，绝大多数参与者的“入门费”“认购款”最终被组织者、领导者非法占有，本质上是通过欺骗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益。

（二）犯罪客观方面：特定行为模式的认定

根据刑法规定，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行为。具体可拆解为以下要素：

传销活动的形式特征：传销活动需同时具备“入门资格”“层级结构”“计酬依据”三个形式要件。“入门资格”指参加者需以缴纳费用（如“入门费”“代理费”）或购买商品、服务（通常价格远高于市场价值）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层级结构”指参加者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形成上下线关系，层级通常呈金字塔形，越往上层级人数越少、获利越多；“计酬依据”指参与者的收益（包括返利、提成等）并非基于商品销售或服务提供的真实业绩，而是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即下线人数）为计算依据。

组织、领导行为的实质内涵：“组织”行为主要指发起、策划、设立传销组织，制定规则、发展初始成员等；“领导”行为则指在传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