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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CBAM的贸易转移效应

引言

在全球气候治理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欧盟于近年推出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成为国际经贸与环境政策领域的焦点议题。这一机制通过对进口高碳产品征收“碳关税”，试图在保护欧盟本土产业竞争力的同时，推动全球产业链向低碳化转型。然而，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在国际贸易领域逐渐显现——当部分国家的出口因CBAM成本增加而受阻时，全球贸易流向、产业布局与企业行为正在发生深刻调整，这种调整被称为“贸易转移效应”。本文将围绕CBAM的运行逻辑、贸易转移的具体表现、关键影响因素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揭示这一效应背后的复杂动因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层挑战。

一、CBAM的核心机制与贸易转移的理论基础

（一）CBAM的运行逻辑与政策目标

CBAM的核心是通过“边境碳调节”弥合欧盟与其他国家的碳成本差异。其运行逻辑可概括为：对进口至欧盟的特定高碳产品（初期覆盖钢铁、水泥、电力、化肥、铝等五大行业），要求进口商购买与产品生产过程中隐含碳排放量相当的“碳配额”，配额价格与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碳价挂钩。若出口国已对该产品征收碳税或要求企业购买碳配额，则可凭相关凭证抵扣部分费用。

这一机制的政策目标有二：其一，防止“碳泄漏”——即欧盟本土高碳企业因碳成本过高，将生产转移至碳约束宽松的国家，导致全球总排放量未降反升；其二，通过经济杠杆倒逼全球产业链低碳化，推动未实施碳定价的国家加入气候行动。

（二）贸易转移效应的经济学内涵

从国际贸易理论看，贸易转移效应指某一经济体的政策调整导致原本“最优”的贸易流向被打破，转而形成新的贸易路径。CBAM本质上是一种“隐性关税”，其通过增加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成本，改变了不同来源地产品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

具体而言，当A国出口至欧盟的产品因CBAM需额外支付碳成本时，若B国同类产品因碳强度更低（或其本国已实施碳定价）而受影响较小，欧盟进口商可能转而从B国采购；同时，A国企业为规避成本，可能将原本输欧的产品转向未实施CBAM的C国市场，或直接将生产线迁移至C国。这两种路径共同构成了贸易转移的“双向流动”——既有欧盟进口来源的转移，也有原出口国销售市场的转移。

二、CBAM贸易转移效应的具体表现

（一）区域间贸易流向的重构

CBAM的直接冲击是改变欧盟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结构。以钢铁行业为例，某东欧国家曾长期向欧盟出口普通钢材，其生产过程依赖煤炭发电，碳强度较高。CBAM实施后，该类钢材的进口成本上涨约20%（相当于每吨钢材需额外支付数十欧元），导致其在欧盟市场的份额被来自北欧国家的低碳钢材（采用水电或天然气发电）迅速挤占。与此同时，该东欧国家的钢铁企业转而将原本输欧的产品以更低价格销往东南亚市场，当地因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对高碳钢材的接受度较高。

类似的场景在铝制品贸易中更为显著。铝冶炼是高耗能产业，每生产一吨铝约排放15-20吨二氧化碳（若使用火电）。过去，中东某产油国凭借廉价天然气能源，成为欧盟铝制品的主要进口来源；但CBAM实施后，其产品碳成本激增，而加拿大、挪威等国的铝厂因使用水电（碳强度仅为火电的1/10），在欧盟市场的份额快速提升。数据显示，仅过渡期内，欧盟从北美进口的铝制品占比已从15%升至22%。

（二）产业内贸易结构的调整

贸易转移不仅体现在区域层面，更渗透至产业内部的细分领域。以水泥行业为例，传统硅酸盐水泥因生产过程中石灰石分解（直接碳排放）和燃料燃烧（间接碳排放）的双重影响，碳强度极高；而添加工业废渣（如粉煤灰）的“低碳水泥”或使用碳捕集技术（CCUS）的水泥，碳强度可降低30%-50%。CBAM实施后，欧盟进口商更倾向于采购低碳水泥，导致出口国的产品结构发生分化——原本以普通水泥为主的企业被迫调整生产线，或转向生产低碳水泥，或退出欧盟市场；而掌握低碳技术的企业则扩大对欧出口，甚至吸引欧盟资本投资其技术升级。

这种结构调整还延伸至产业链上游。例如，钢铁生产中使用的焦炭（高碳排放）与直接还原铁（使用氢气或天然气，碳排放较低）的选择比例发生变化。部分出口国的钢铁企业为降低碳强度，开始从澳大利亚、巴西等国进口高品位铁矿石（可减少焦炭用量），或从中东采购天然气用于直接还原铁工艺，进而改变了全球铁矿石与能源的贸易流向。

（三）企业行为的适应性转变

企业作为贸易主体，其应对策略直接驱动贸易转移。面对CBAM压力，企业主要采取三种路径：

第一，技术升级降碳。部分资金雄厚的企业选择投资低碳技术，如改用电炉炼钢（需配套可再生能源电力）、安装碳捕集设备等。这类企业虽短期内增加了成本，但长期可提升在欧盟市场的竞争力，甚至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对其他国家的出口优势。

第二，全球布局转移。中小型企业因技术升级成本过高，更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