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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桑大郢”名称源流考

盱眙西接皖东，北临淮水，女山湖横贯其间，自古为南北迁徙要冲。桑大郢作为盱眙桑氏宗族核心聚居地，其名称演变跨越元末明初至今七百余载，既深深烙印着宗族迁徙、聚落发展的轨迹，又紧密契合地域命名传统与行政制度变革，是江淮地区地名文化的典型缩影。结合盱眙县志、官方地名文献与桑氏族谱考证，其名称流变可清晰划分为三大阶段，核心逻辑与关键脉络如下：

一、元末明初（约1350—1370年）：聚落初成，“城头庄”“上桑”奠定根基

元末战乱之际，桑氏始祖桑千自淮阴南迁，择盱眙招信（旧县）西二十余里湖岸“上陇”（高岗）定居，形成初始聚居点。这一时期的名称承载着地形特征与宗族标识双重内涵，主要有二：

其一为“城头庄”，此名称源于鲜明的地理特征与聚落形态。桑千定居之地地势高出周边湖滩与平地，远望如城垣之“城头”，成为显著自然地标；而“庄”作为元末明初江淮地区常见的村落通名，特指家族聚居的庄园式聚落，恰合桑氏宗族初建聚居点的形态。盱眙《桑氏族谱·居徙志》明确记载：“我千公遂踞上陇卜城头庄而家焉，即今之上桑是已”，证实其为桑氏定居之初的核心称谓。后世文献称该地“隐隐如城郭”，既呼应了早期“城头”的命名逻辑，也印证了聚落逐步扩大的发展历程。需说明的是，“城头庄”属民间宗族命名，未见于明清盱眙县志，仅存于族谱与口述传统中，与江淮地区诸多以高阜地形得名的“城头/城子”类地名逻辑一脉相承。

其二为“上桑”，因桑千支系为盱眙桑氏核心一脉，且聚居地相对桑万支系“下桑”居地势高处、临女山湖上游，故以“上桑”作为宗族标识性称谓，成为该聚居点的另一重要民间名称，为后续名称演变埋下伏笔。

二、明清时期（1368—1911年）：聚落扩张，“桑集”“桑家集”主导，“郢”称萌芽

随着桑氏宗族繁衍壮大与地方商贸发展，初始名称逐渐迭代，形成以“桑集”“桑家集”为核心的称谓体系，同时“郢”字村落后缀开始萌芽，完成从单一宗族庄园到复合型聚落的名称转型。

这一时期名称定型的核心逻辑是“宗族聚居+集市功能”。桑千后裔以聚居地为中心持续拓殖，田产跨盱泗两界，聚落规模不断扩大，逐步形成定期商贸集市，因桑姓为聚居主体，故官方与民间均以“桑集”“桑家集”相称。盱眙《桑氏族谱》重修谱序载“余初下车，询其士风，即知有桑集”，印证该名称在明清时期的广泛认知；万历《盱眙县志》、乾隆《盱眙县志》等官方文献亦将该区域归入盱眙县唐兴乡（后作都梁乡）三图/五图，以“桑集”“桑家集”入册登记，成为户籍管理与赋役征缴的正式地名，而“城头庄”则逐渐淡出通用称谓，仅留存于宗族记忆中。

地域划分上，桑千所居“上桑”（原城头庄）与桑万所居“下桑”形成南北两大桑姓聚居区，民间常以“本集”统称桑集，强化了该地名的区域核心地位。聚落功能上，桑集地处招信西、女山湖南岸的水路要道，集市带动人流物流集聚，从单一宗族聚居地升级为“宗族聚居+商贸集市”的复合型村落，“隐隐如城郭”的聚居格局进一步巩固了“集”的功能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郢”字作为江淮地区独特的村落后缀开始在民间萌芽。“郢”本为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城称谓，楚考烈王迁都寿春后，楚遗民为纪念故国，将聚居地命名为“郢”，这一地名文化在江淮地区延续千年，多以姓氏加“郢”构成，体现家族聚居特征。此时当地口语中已渐以“桑郢”指代桑姓聚居的大片村落，但尚未成为官方标准地名，仅见于族谱与地方口碑，却为民国时期“桑大郢”的定名提供了深厚的方言与民俗基础。

三、民国至今（1912年—当下）：官方定名，“桑大郢”固化与简化沿革

民国初年的行政制度变革成为“桑大郢”名称定型的关键契机，该名称从民间称谓正式转为官方标准地名，后续历经简化调整，仍保持清晰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传承。

（一）民国时期：保甲制推动，“桑大郢”官方定名

1912年后，民国政府推行保甲制，以6—15户为一甲、6—15甲为一保，实现基层治理的精准化。在此背景下，该地设“桑大郢保”，“桑大郢”首次成为盱眙官方行政地名。其名称构成兼具三重逻辑：“桑”字延续宗族标识，彰显桑氏聚居的历史渊源；“大”字凸显聚落规模，呼应明清以来“隐隐如城郭”的聚居格局与广泛影响力；“郢”字承接江淮地名传统，契合地方命名习惯，与周边“牛郢”“潘庄”等地名形成文化呼应。

1930年代，盱眙改保甲制为区乡制，“桑大郢保”升格为“桑大郢乡”，隶属津里区；1933年《盱眙县地名录》正式收录该名称，标志着其官方地位完全固定，彻底替代明清时期的“桑集”“桑家集”。盱眙民国县志稿、区乡建制档案与桑氏族谱《地名志》相互印证，均记载“民国设桑大郢保，后为乡，名始定”，证实此次定名的官方性与权威性。

此次更名并非偶然，核心源于三重需求：一是适配保甲制行政落地，解决“桑集”仅为集市名、无明确行政边界的问题，实现户籍管控、税收征缴与治安联保的精准化；二是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