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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条解读《合同法》格式条款解释

引言

在现代商业活动中，格式条款以其高效、便捷的特点，广泛应用于消费合同、金融服务、网络交易等领域。从日常的水电燃气缴费协议，到复杂的金融理财合同，格式条款如同“合同模板”，为交易双方省去了逐条协商的繁琐。然而，这种“标准化”的背后，也隐藏着潜在的公平风险——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通常是企业或机构）可能利用信息优势，在条款中设置模糊表述、加重对方责任或限制自身义务，导致合同相对方（如消费者、中小企业）的权益受损。

《合同法》（注：本文所述《合同法》相关条款已被《民法典》合同编吸收，为便于表述沿用原法名称）针对这一问题，在第39条至第41条专门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义、订立规则及解释规则，其中“解释规则”作为平衡双方权益的关键环节，既是司法实践中判断条款效力的重要依据，也是普通民众理解自身权利义务的核心工具。本文将围绕《合同法》格式条款解释规则，从基础认知、核心规则到实践应用层层展开，深入解析其立法逻辑与现实意义。

一、格式条款的基础认知与立法背景

（一）格式条款的定义与特征

《合同法》第39条第2款明确：“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这一定义揭示了格式条款的三大核心特征：

其一，预先拟定性与重复使用性。格式条款由一方（通常是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在合同订立前单方拟定，其内容并非双方协商的结果，且目的是为了反复适用于同类交易场景。例如，银行的信用卡领用合约、电商平台的用户服务协议，均是针对不特定多数用户预先制定的“通用模板”。

其二，未协商性。这是格式条款区别于普通合同条款的关键。在普通合同中，双方可就条款内容讨价还价；而格式条款的相对方（如消费者）在订立合同时，通常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难以对条款内容提出修改。这种“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特征，使得相对方在缔约地位上天然处于弱势。

其三，内容的定型化。格式条款的内容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不会因具体交易对象的不同而频繁调整。例如，某快递公司的运单背面条款，无论寄送物品是文件还是商品，其关于“保价赔偿”“免责情形”的表述通常是统一的。

（二）立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意图

格式条款的广泛应用虽提升了交易效率，但也带来了“强者通吃”的风险。提供方可能利用信息不对称，在条款中隐含“陷阱”：例如，将自身责任限定为“仅赔偿直接损失”，却对对方的违约行为设定高额违约金；或通过模糊表述（如“重大过失”“合理期限”）为自身保留解释空间。

《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制，本质上是通过法律手段矫正缔约地位的失衡。其核心意图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方面，限制提供方的单方优势。通过要求提供方“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合同法》第39条第1款），并明确“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免除自身主要责任的条款无效”（《合同法》第40条），从源头上防止不公平条款的订立。

另一方面，为争议解决提供明确规则。当格式条款的含义存在争议时，如何确定其真实意思？《合同法》第41条通过“通常理解优先”“不利解释”“非格式条款优先”三项规则，为司法裁判和当事人协商提供了可操作的指引，避免因条款歧义导致纠纷久拖不决。

二、《合同法》格式条款解释的核心规则解析

（一）通常理解优先：以理性第三人视角确定条款含义

《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里的“通常理解”，指的是社会一般理性人对条款的合理认知，而非提供方或相对方的主观理解。

例如，某健身俱乐部的会员协议中写明“因不可抗力导致闭店的，俱乐部不承担退费责任”。若因疫情防控要求闭店，会员主张“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应部分退费”，而俱乐部则称“不可抗力仅指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此时，法院需以“通常理解”判断：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否属于社会一般人认知中的“不可抗力”？根据司法实践，多数裁判会认定疫情符合不可抗力的通常定义，因此俱乐部需按比例退费。

“通常理解优先”的意义在于，避免提供方利用专业知识或语言优势曲解条款。例如，保险合同中“重大疾病”的定义，若保险公司自行缩小范围（如将“癌症”限定为“中晚期癌症”），而社会一般人认为“确诊癌症即属重大疾病”，则应以通常理解为准。这一规则确保了条款解释的客观性，防止提供方通过“文字游戏”规避责任。

（二）不利解释原则：当通常理解存在歧义时，作出不利于提供方的解释

《合同法》第41条进一步规定：“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这一规则被称为“不利解释原则”（又称“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格式条款解释的核心规则之一。

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需满足两个前提：

一是条款存在歧义。即按照通常理解，条款可能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