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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引言

行政诉讼作为“民告官”的法定渠道，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武器。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正是这一制度的“入口”——它划定了法院对行政争议的裁判边界，既决定了公民权利能否通过司法途径获得救济，也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行为界限。从法治实践看，受案范围的宽窄直接影响着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发挥：过窄会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削弱公民权益保障；过宽则可能过度干预行政权运行，影响行政管理效率。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既是法律从业者的必修课，也是普通公众了解自身救济途径的关键。本文将从基础理论、具体范围、实践难点及完善方向等维度展开论述，系统解析这一核心问题。

一、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础理论

（一）概念与核心功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简言之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并审理行政案件的范围，即哪些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解决。其核心在于明确“可诉”与“不可诉”的界限，本质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问题。从功能看，它主要承担三重角色：

其一，权利保障功能。通过明确可诉的行政行为类型，为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救济渠道。例如，当行政机关违法作出罚款决定时，当事人可通过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处罚，直接维护财产权益。

其二，监督行政功能。法院对纳入受案范围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实质是对行政权行使的司法监督，倒逼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如针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强拆行为，法院通过审理确认违法，能有效遏制违法行政现象。

其三，秩序平衡功能。受案范围的划定既避免司法权过度干预行政机关的专业判断（如部分内部管理行为），又防止行政权因缺乏监督而侵害相对人权益，最终实现公权力运行与私权利保护的动态平衡。

（二）立法演变与逻辑脉络

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经历了从“严格限制”到“逐步扩展”的过程，折射出法治建设的进步。早期《行政诉讼法》（1989年）采用“肯定列举+概括规定+排除条款”的混合模式，明确列举了8类可诉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同时以“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作为兜底，但排除了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等。这种模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保障了基本救济需求，又避免了司法权与行政权的过度冲突。

随着法治实践发展，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订时，受案范围得到显著扩展：将“人身权、财产权”扩展至“合法权益”，明确将行政协议（如政府特许经营协议）、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等纳入受案范围；同时，将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纳入附带审查范围。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诉解释》）进一步细化，明确了“行政行为”的广义内涵（包括作为、不作为、事实行为等），并对新型争议（如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的可诉性作出规定。

这一演变的逻辑主线是“权利保护范围的扩大”与“行政行为类型的全覆盖”，反映了“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也回应了实践中行政争议多样化的需求。

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具体界定

（一）肯定性范围：可诉的行政行为类型

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典型行政行为，这些行为因直接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被明确纳入司法审查范畴：

行政处罚行为

行政处罚是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相对人实施的制裁性行政行为，常见如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扣或吊销许可证、行政拘留等。此类行为因直接减损相对人权益（如财产权、人身自由权），是行政诉讼的传统受案重点。例如，市场监管部门以“销售假冒商品”为由对个体工商户作出5万元罚款，若该商户认为处罚缺乏事实依据，可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法院需审查处罚的事实证据、法律依据及程序合法性。

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场所、扣押财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行政强制执行（如拍卖查封财物、代履行）。由于行政强制具有“即时性”和“强制性”特点，易对相对人权益造成重大影响，故《行政诉讼法》明确将其纳入受案范围。例如，生态环境部门在未履行法定程序的情况下，直接查封企业生产设备，企业可通过诉讼要求确认查封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

行政许可行为

行政许可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申请，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如颁发营业执照、采矿许可证）。实践中，行政许可的可诉情形包括：对行政机关不予许可的决定不服（如申请办学许可被拒）、对许可内容或期限的变更不服（如缩短许可证有效期）、对许可的撤回或撤销不服（如因政策调整收回已颁发的许可证）。例如，某企业依法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行政机关以“材料不全”为由不予受理，企业可起诉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受理职责。

行政确认行为

行政确认是行政机关对特定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进行认定并宣示的行为，常见如土地权属确认、婚姻登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等。此类行为虽不直接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