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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局势中“英国脱欧后欧盟金融监管的调整”

引言

英国脱欧是21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最具标志性的变动之一，其影响深度渗透至全球金融体系的肌理。作为欧盟内部金融业最发达的成员国，英国凭借伦敦金融城的全球枢纽地位，长期在欧盟金融监管框架中扮演“规则制定者”与“执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随着脱欧进程推进，欧盟金融监管体系失去了关键的制度支撑与市场依托，被迫启动自单一市场建设以来最深刻的调整。这场调整不仅关乎欧盟金融市场的稳定与竞争力，更折射出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金融治理的新挑战——当“超国家监管”与“主权国家利益”产生裂痕时，如何通过制度重构实现内部整合与外部平衡。本文将围绕英国脱欧对欧盟金融监管的冲击、调整的核心逻辑与具体举措、成效与争议展开分析，探讨这一事件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启示。

一、脱欧前欧盟金融监管框架的特征与英国的角色

（一）欧盟金融监管的“超国家”架构基础

欧盟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是欧洲经济一体化深化的必然结果。自《单一欧洲法案》确立“单一市场”目标以来，欧盟逐步构建起以“三级监管架构”（Level3）为核心的监管框架：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负责证券与衍生品市场监管，欧洲银行管理局（EBA）统筹银行业规则，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IOPA）监管保险与养老金领域。这三家监管机构（统称“欧洲监管当局”，ESAs）虽不直接取代成员国监管机构，但通过制定技术标准、协调跨境执法、处理监管冲突，推动成员国规则趋同。

在此基础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欧盟进一步强化监管集中化，设立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RB），专门监测宏观金融风险，形成“微观审慎+宏观审慎”双支柱体系。这种“超国家”架构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统一规则降低跨境金融活动的合规成本，依托伦敦等核心市场的辐射效应，将欧盟打造成全球金融资源的“集聚池”。

（二）英国在欧盟金融监管中的特殊地位

伦敦金融城作为全球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占全球交易量约40%）、欧元清算中心（处理全球70%以上的欧元区衍生品清算）和跨境投融资枢纽，是欧盟金融市场的“发动机”。英国的特殊地位使其在监管博弈中拥有双重影响力：

其一，规则制定的“主导者”。英国凭借成熟的金融市场经验和强大的游说能力，在欧盟金融监管规则（如《市场滥用法规》《MiFIDII》）的制定中发挥关键作用，常被视为“市场友好型”监管的代表，主张平衡监管严格性与市场活力。

其二，跨境监管的“桥梁”。英国监管机构（如金融行为监管局FCA）与欧盟其他成员国监管当局保持密切合作，通过“等效认定”“相互承认”等机制，降低英国金融机构在欧盟运营的壁垒。例如，英国银行通过“护照机制”（Passporting）可直接在其他成员国提供服务，无需额外审批，这一机制覆盖了欧盟约80%的跨境金融服务。

这种深度嵌入的关系，使得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是“伦敦规则”与“欧盟统一需求”的结合体。英国脱欧后，这一平衡被打破，欧盟不得不重新定义监管边界与权力分配。

二、英国脱欧对欧盟金融监管的多重冲击

（一）监管权能的“真空”与市场分割风险

英国脱欧首先导致欧盟金融监管权能出现结构性缺失。此前，ESAs的决策过程高度依赖英国的专业意见——ESMA的技术委员会中，英国代表常主导衍生品、清算业务等复杂领域的规则制定；EBA的资本充足率标准讨论中，英国银行业的实践经验被广泛参考。脱欧后，英国不再参与ESAs的决策，欧盟需在缺乏这一关键技术支撑的情况下，独立应对跨境监管问题。

更直接的冲击是“护照机制”的失效。约4500家英国金融机构（包括全球主要投行的欧洲总部）失去在欧盟27国直接开展业务的权利，被迫通过在欧盟境内设立子公司（如巴黎、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重新获取“本地牌照”。这一过程导致金融业务与人才从伦敦向欧盟其他城市分散，形成事实上的市场分割。例如，欧元区股票交易份额从伦敦转移至巴黎、阿姆斯特丹，日均交易量下降约30%；衍生品清算业务中，欧盟开始要求部分欧元计价的衍生品在境内清算，削弱了伦敦清算所（LCH）的垄断地位。

（二）监管协调的复杂性陡增

英国脱欧前，欧盟金融监管的协调难点主要在于成员国间的利益差异（如德国重视银行稳定、法国关注资本市场发展），而英国作为“平衡者”常扮演调解角色。脱欧后，这种协调难度进一步升级：一方面，部分成员国（如法国、德国）希望借势强化本国金融中心地位（如巴黎争取成为欧元清算新中心），推动更严格的“本土偏好”监管；另一方面，爱尔兰、荷兰等依赖伦敦金融服务的国家则担忧监管收紧会抬高企业成本，主张保持与英国的监管合作。

例如，在“等效认定”谈判中（即欧盟认定英国监管规则与自身“等效”，允许英国机构有限度进入欧盟市场），双方在数据跨境流动、清算业务监管、反洗钱标准等领域分歧严重。欧盟坚持“动态等效”（英国需跟随欧盟规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