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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扩容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效应

引言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治理机制因代表性不足、回应性滞后等问题饱受诟病，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抬头加剧了发展失衡，气候变化、数字鸿沟、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亟需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在这一背景下，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启动扩员进程，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六国正式加入，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标志性事件。此次扩容不仅是金砖机制自身的战略性升级，更通过重构治理主体、拓展治理议题、革新治理理念，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系统性重塑效应，为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注入新动能。

一、金砖扩容的内在逻辑：从机制演进到共同诉求

（一）机制演进：金砖合作从”对话平台”到”行动共同体”的必然选择

自2009年金砖国家首次领导人会晤以来，机制发展经历了三个关键阶段：初期以经济议题为核心，聚焦贸易投资、金融合作等务实领域；中期拓展至政治安全与人文交流，形成”三轮驱动”合作架构；近年来，面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压力，机制开始探索扩员路径以增强代表性。这种演进逻辑根植于金砖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的深刻共识——原有五国虽覆盖亚非拉主要新兴经济体，但地域代表性仍存空白（如中东、非洲法语区），经济结构互补性有待加强（如资源型国家与制造型国家的协同）。扩员后，新成员覆盖能源出口国（沙特、伊朗）、农业大国（阿根廷）、人口红利国（埃塞俄比亚）等多元类型，形成更完整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库，使金砖机制从”五国协商”升级为”多国共治”，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现实诉求：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治理体系滞后的矛盾激化

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超过70%，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传统治理机构中的投票权占比仍不足40%。这种”贡献-权利”的失衡，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规则制定、债务危机应对、技术标准确立等领域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以债务问题为例，低收入国家外债中，多边开发银行与商业债权人占比超60%，但传统治理机制在债务重组中更倾向保护债权人利益，忽视债务国发展需求。金砖扩容正是新兴国家寻求”制度性权力再分配”的主动选择：通过扩大机制内发展中国家的数量与权重，形成更具影响力的协商平台，推动全球治理规则向”发展导向”调整。

二、结构重塑：全球治理权力格局的均衡化转向

（一）主体结构：从”中心-边缘”到”多元共治”的代表性提升

传统全球治理体系以”西方中心主义”为特征，治理主体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参与者”而非”制定者”的边缘位置。金砖扩容后，成员国数量增至11个，覆盖全球46%的人口、36%的GDP、28%的贸易额以及42%的能源产量，地域上涵盖拉美、亚洲、中东、非洲四大板块，形成”跨区域、多类型、广覆盖”的发展中国家联合阵营。这种结构变化直接提升了治理体系的代表性：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等关键场合，金砖国家可通过协调立场，将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发展中国家组织的诉求整合为更系统的提案，改变过去”分散发声、力量稀释”的困境。例如，在最近的WTO农业补贴谈判中，金砖新成员沙特（粮食进口大国）与阿根廷（粮食出口大国）协同提出”区分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则调整建议，推动谈判焦点从”限制补贴”转向”保障粮食安全”。

（二）议题结构：从”碎片化应对”到”系统性治理”的覆盖扩展

传统治理机制的议题设置长期由发达国家主导，聚焦金融稳定、知识产权保护等”高阶政治”领域，对减贫、基础设施、数字公共产品等”发展型议题”重视不足。金砖扩容后，机制议题边界显著拓展：一方面，新成员的加入带来更多元的治理需求——埃塞俄比亚（工业化初期国家）关注基础设施融资，埃及（区域枢纽国家）关注跨境物流通道建设，伊朗（资源出口国）关注能源转型中的技术合作——推动金砖将议题从”经济合作”延伸至”发展支持”；另一方面，金砖通过设立新开发银行（NDB）专项基金、数字经济工作组等平台，将气候适应、数字包容性、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等”全球治理短板”纳入核心议程。以数字治理为例，金砖国家共同发起”数字技术普惠计划”，推动5G基站共建、跨境支付系统互联、数字技能培训，直接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时代”既怕掉队又怕被技术垄断”的双重焦虑。

（三）规则结构：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塑造”的话语权转移

全球治理的核心是规则制定权。长期以来，国际经贸规则（如WTO《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规则（如巴塞尔协议）、技术规则（如5G标准）多由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发展中国家往往因能力不足或利益分歧难以参与。金砖扩容通过”机制内协同+机制外联动”的方式，推动规则制定权向更公平方向倾斜：在机制内，成员国通过定期政策协调会（如财政部长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