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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就地与迁地策略

引言

地球是已知宇宙中唯一孕育生命的星球，从热带雨林的参天巨树到深海热泉的奇异生物，从土壤里的微小真菌到天空中迁徙的候鸟，数以百万计的物种共同编织成复杂而精密的生命网络。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系统稳定运行的基础，更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保障——它提供了食物、药物、清洁的空气和水，也承载着文化传承与精神寄托的价值。然而，受气候变化、栖息地破坏、过度开发等因素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正以远超自然灭绝速率的速度衰减，保护行动已刻不容缓。

在众多保护策略中，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如同“左右双臂”，共同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框架。就地保护强调在物种原生环境中实施保护，尽可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迁地保护则通过人工干预将物种转移至可控环境，为濒危物种提供“第二生存空间”。二者虽各有侧重，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协同互补形成全方位的保护网络。本文将围绕这两种策略的内涵、实践路径及协同机制展开探讨，以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系统认知。

一、就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存续的基石

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即“在自然生境中对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最符合生态规律的保护策略。其核心逻辑在于：物种的生存依赖于与原生环境中其他生物、非生物因素的长期协同进化，保护完整的生态系统，才能从根本上维持物种的自然适应性与遗传多样性。

（一）自然保护地体系：就地保护的核心载体

自然保护地是就地保护的主要实践形式，包括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等多种类型。以我国为例，经过多年建设，已形成覆盖森林、湿地、荒漠、海洋等各类生态系统的保护地网络。这些保护地通过严格的功能分区，实现对关键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精准保护。

功能分区是自然保护地科学管理的重要手段。通常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核心区是生态系统最完整、物种最丰富的区域，禁止任何人为干扰，仅用于科学监测；缓冲区环绕核心区，允许开展有限的科研观测和生态修复活动；实验区则承担科普教育、社区共建等功能，通过合理利用生态资源反哺保护工作。例如，某高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专门保护濒危的高山杜鹃和雪豹栖息地，缓冲区设置红外相机监测动物活动，实验区则与周边村落合作开发生态旅游，既减少了村民对核心区资源的依赖，又提升了社区参与保护的积极性。

（二）生态系统修复：恢复自然生境的关键举措

许多地区因历史开发导致生境破碎化、退化，仅设立保护地不足以逆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需通过生态修复重建适宜的生存环境。生态修复并非简单“种树种草”，而是模拟自然演替规律，恢复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以湿地修复为例，某滨海湿地曾因围垦和污染导致红树林大面积消失，底栖生物锐减。修复团队首先开展潮沟疏通，恢复自然潮汐运动；接着选择本地红树品种进行人工补植，并通过调控盐度、清理外来入侵物种为幼苗提供适宜环境；同时，在周边农田推广生态农业，减少农药化肥流入湿地。经过多年努力，该湿地不仅重现“红树林—招潮蟹—鹭鸟”的完整食物链，还成为迁徙水鸟的重要驿站。类似的修复实践在森林（如天然林保护、封山育林）、荒漠（如飞播造林、草方格固沙）等生态系统中广泛开展，有效提升了生境质量。

（三）社区共管：就地保护的可持续动力

保护地的有效运行离不开周边社区的支持。过去，部分保护地因“一刀切”管理引发社区矛盾，居民为生计可能偷猎、砍伐，反而威胁保护目标。近年来，“社区共管”模式逐渐推广，通过让居民参与保护决策、分享生态红利，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西南某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森林保护地，曾因盗伐问题屡禁不止。管理部门与村民共同制定《社区保护公约》：划定集体林为“社区管护区”，村民组建巡护队，政府按面积发放生态补偿；同时，引导村民种植高附加值的林下药材，开发民族文化体验游。如今，村民从“资源使用者”转变为“保护者”，盗伐现象消失，珍稀鸟类种群数量显著增加。这一模式证明，只有让社区从保护中受益，就地保护才能获得持久生命力。

二、迁地保护：濒危物种的“生命方舟”

尽管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石，但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如物种栖息地彻底破坏、个体数量降至极低（少于50只/株）、面临突发灾害（如火山爆发、大规模疫病）——仅靠就地保护难以阻止物种灭绝。此时，迁地保护（Ex-situConservation）通过将物种转移至人工可控环境，为其提供“第二生存空间”，成为挽救濒危物种的关键手段。

（一）迁地保护的主要形式与技术支撑

迁地保护的实践形式多样，涵盖活体保存、种子保存、基因保存等不同层次，每种形式对应不同的保护目标与技术要求。

活体保存：植物园与动物园的核心职能

植物园以保存植物活体为核心，通过模拟原生境气候、土壤条件，维持植物的生长繁殖。全球知名植物园已保存了约10万种植物，占已知高等植物的三分之一。例如，某热带植物园针对极小种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