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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闭症机构搬进社区被居民驱逐

一、国际残疾人日的”刺痛”：24小时搬迁风波的现场还原

2025年12月3日，本是国际残疾人日。这一天的主题是”培育残障包容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但重庆沙坪坝区土主街道永祥社区的一场风波，却为这个倡导包容的日子蒙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事件的主角是一家名为”重庆星驿家”的自闭症托养机构。据家长戈女士回忆，机构为寻找合适场地已辗转多时，终于选定了一处独门独院的平房院落。为减少对居民的影响，机构特意安装了厚实的隔板，但因场地紧邻幼儿园和小学，居民仍能通过间隙看到院子里活动的孩子们。意外发生在机构入驻的当天：一名自闭症儿童突发癫痫，老师紧急施救的场景被居民拍下并传播，由此引发社区居民的强烈反应，要求机构在24小时内搬离。

社区工作人员后续回应称，该场地此前用于养老服务，此次被租给自闭症机构未提前向社区报备。目前双方仍在协调，但家长群体已流露出”不抱希望”的无奈——这并非个例，而是特殊群体服务机构在社区落地时的常见困境。

二、对立双方的”声音”：安全焦虑与生存困境的碰撞

这场风波的核心矛盾，是普通居民的安全焦虑与自闭症家庭的生存需求之间的直接碰撞。要理解双方立场，需深入剖析各自的现实考量。

从居民角度看，恐慌情绪的产生并非毫无依据。机构选址紧邻幼儿园和小学，家长们担忧自闭症儿童的异常行为（如突然哭闹、肢体动作）会对正常教学秩序产生干扰；更关键的是，公众对自闭症的认知存在偏差，部分人将其与”精神疾病”“具有攻击性”划等号，当看到儿童癫痫发作的场景时，本能地产生”潜在危险”的联想。有居民在社交平台直言：“我们理解特殊孩子需要帮助，但谁来保障我们孩子的安全？”这种对未知的恐惧，本质上是社区公共空间中”邻避效应”的典型表现。

而对于自闭症家庭和机构来说，困境则更显沉重。数据显示，我国自闭症群体超1400万人，其中0-14岁儿童约300万，但专业托养机构覆盖率不足10%。“星驿家”负责人此前接受采访时曾透露，机构为寻找符合消防、卫生等标准的场地已耗时半年，此次选定的院落是”目前唯一符合条件的选择”。自闭症儿童需要规律的康复环境，频繁搬迁会导致训练中断，影响康复效果。家长戈女士的话尤为心酸：“我们不是要打扰谁，只是想给孩子一个能安心训练的地方。”

三、社区治理的”考题”：特殊群体需求与公共空间的平衡之道

风波背后，暴露的是社区治理在特殊群体服务设施规划中的多重短板。

首先是”信息断层”。机构入驻前未与社区、居民进行任何沟通，直接导致信息不对称。按照《社区服务设施管理办法》，涉及特殊服务机构的选址，需提前15个工作日向社区报备并组织居民听证会。但此次事件中，机构仅完成场地租赁便直接入驻，社区对服务内容、人员规模等关键信息毫不知情，居民更是”突然发现隔壁多了个特殊机构”。这种”先斩后奏”的操作，加剧了居民的抵触情绪。

其次是”认知鸿沟”。公众对自闭症的误解是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自闭症（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核心特征是社交障碍和重复刻板行为，并非精神疾病，也不具有攻击性。但据2025年《中国残障认知调查报告》，63%的受访者认为”自闭症儿童可能有暴力倾向”，41%的家长明确表示”不希望自闭症儿童与自己孩子同校”。这种认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公共教育中对残障群体的科普缺失，社区层面也缺乏常态化的融合宣传机制。

再者是”设施规划缺位”。当前社区服务设施规划多侧重养老、托幼等普遍需求，对自闭症康复、智力障碍托养等特殊需求考虑不足。以重庆为例，全市2800个社区中，仅有不足5%的社区配备了专门的残障服务设施。当机构不得不”见缝插针”寻找场地时，与居民生活空间的重叠几乎成为必然。

四、从”排斥”到”包容”：构建残障友好社区的现实路径

解决这场风波，需要的不仅是”搬或不搬”的简单结论，更要探索如何构建真正包容的社区生态。

第一步是建立”前置沟通”机制。社区应扮演”桥梁”角色，在特殊机构入驻前组织多方座谈会，向居民公开机构服务内容、防护措施、应急预案等信息；机构则需主动提供专业资质证明、儿童行为管理方案，甚至邀请居民代表实地参观，用透明化消除疑虑。例如上海静安区某社区曾试点”机构-社区-居民”三方协议制度，要求机构承诺”每日活动时间不超过18点”“设置隔音缓冲区”等，居民支持率从最初的30%提升至85%。

第二步是加强”认知教育”。社区可联合残联、医疗机构开展”自闭症科普月”活动，通过讲座、情景剧、互动体验等形式，让居民了解自闭症儿童的真实状态。例如深圳南山区某社区曾组织”一日融合体验”，邀请居民参与自闭症儿童的手工课，许多家长事后表示：“他们只是慢一点，和普通孩子一样可爱。”这种沉浸式教育，比单纯的文字宣传更有效。

第三步是完善”设施配套”。政府应将特殊服务设施纳入社区规划强制性指标，要求新建社区按人口比例配建残障服务中心，老旧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