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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游戏成瘾标签中的道德恐慌与父母责任转移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中小学生游戏成瘾已成为一个引发高度社会焦虑的公共议题。主流话语倾向于将其医疗化与病理化，视为一种亟需外部干预的精神疾病。然而，这种疾病框架，遮蔽了其背后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本文旨在运用道德恐慌与标签理论的社会学视角，结合对密集型育儿模式的批判性反思，剖析游戏成瘾这一标签的建构机制，及其作为父母责任转移策略的社会功能。本研究采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主流媒体、医学专家以及网络亲子论坛中的相关话语。研究发现，游戏成瘾话语的流行，并非源于其临床的客观性，而是媒体、专家等道德企业家与焦虑的父母群体合谋建构的一场道德恐慌。游戏被塑造成电子鸦片式的民间恶魔。这场恐慌的核心社会功能，在于管理父母在教育内卷与密集型育儿双重压力下的焦虑与失范感。通过将学业失败、亲子冲突或心理压抑等结构性问题，归因于成瘾这一外在的、技术性的病理，父母的育儿责任被巧妙地转移到了游戏这一替罪羊身上，从而豁免了对家庭与教育制度本身进行深刻反思的必要性。

关键词：游戏成瘾，道德恐慌，责任转移，父母焦虑，标签理论

二、引言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网络游戏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渗透到中国中小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与此相伴生的，是一种弥漫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社会焦虑——即对游戏成瘾的恐慌。从电子海洛因到精神鸦片，这些污名化的隐喻在主流媒体话语中屡见不鲜，成功地将玩游戏这一日常的娱乐行为，建构为一种公共的道德危机与医学的病理现象。世界卫生组织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似乎更为这一恐慌提供了科学的合法性背书。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幅吊诡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是国家层面自上而下的强力监管，如未成年人防沉迷系统的不断加码；另一方面，是家庭层面自下而上的极端干预，如戒网瘾学校的层出不穷与电击疗法的死灰复燃。游戏，被普遍视为洪水猛兽，是摧毁青少年学业、健康乃至家庭未来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这种同仇敌忾的集体声讨中，一个关键的社会学问题被悬置了：这种恐慌的强度，与其宣称的危害的客观证据，是否匹配？成瘾这一标签，究竟是一个中立的医学诊断，还是一个充满了价值预设的社会建构？更核心的是，当一个家庭宣称他们的孩子游戏成瘾时，这个标签在家庭的微观权力互动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教育内卷与密集型育儿模式成为中产阶级唯一政治正确的当下，父母（尤其是母亲）被赋予了无限的育儿责任。子女的学业成就，被直接等同于父母的人生成就。那么，当子女出现学业滑坡、情绪抑郁、或亲子对抗时，这种密集型育儿模式便濒临崩溃。此时，游戏成瘾这一外在的、医学化的标签，是否恰好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解释框架与责任的出口？

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是：游戏成瘾的公共话语，是如何被媒体与专家等道德企业家建构为一场道德恐慌的？在家庭的微观情境中，父母的焦虑是如何驱动他们主动接纳并使用这一标签的？这一标签在功能上，是如何实现了将家庭内部（如育儿方式、亲子关系、学业压力）的结构性问题，转移为游戏这一外部技术入侵的问题？本研究的目标，正是解构这一标签背后的权力逻辑，揭示恐慌的社会功能。

三、文献综述

本研究的理论对话，建立在对游戏成瘾的医学-心理学研究、道德恐慌的社会学理论、以及现代父母的焦虑与责任研究三个知识板块的交叉审视之上。

首先，关于游戏成瘾的主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与精神医学领域。其核心范式是病理化的。学者们致力于界定其诊断标准（如失控、戒断、耐受）、探索其神经生物学机制（如多巴胺奖赏回路）、测量其流行率，以及开发个体化的干预方案（如认知行为疗法）。世界卫生组织的游戏障碍定义，是这一范式的集大成者。这些研究的贡献在于，它们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语言与工具，使得过度游戏问题得以被识别与被干预。然而，其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其去社会化与去情境化的个体归因。它假设成瘾是一种客观存在于个体大脑中的疾病，而忽视了这一标签本身的社会建构性，更忽视了个体沉迷行为背后深刻的社会与家庭的动因（如逃避现实的学业压力、弥补家庭关爱的缺失、寻找虚拟世界的成就感）。

其次，道德恐慌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批判性的社会学视角。这一理论由斯坦利·科恩开创，并由古德与本-耶胡达等人完善。它指出，社会会周期性地爆发对某些群体或现象（即民间恶魔）的非理性恐惧，而这种恐惧的程度与其实际的危害不成比例。这一过程由媒体、专家、政治家等道德企业家推动。道德恐慌的功能，并非真正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来强化内部的道德边界与社会团结。将游戏成瘾视为道德恐慌，意味着我们的研究焦点，将从游戏的危害本身，转移到社会对游戏的反应之上。

最后，关于现代父母的焦虑与责任的研究，为我们理解这场恐慌的动力源提供了本土的解释框架。以沙龙·海斯的密集型育儿理论为代表的研究指出，在新自由主义与个体化的风险社会中，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