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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受贿罪牵连犯应实行数罪并罚的处理办法

受贿罪作为职务犯罪的典型形态，其犯罪构成中“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该罪常与其他犯罪行为产生关联。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受贿行为时，为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往往伴随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其他犯罪行为；或在收受贿赂后，为掩盖犯罪事实而实施毁灭证据、妨害作证等后续行为。此类情形在刑法理论中被称为“受贿罪的牵连犯”，即受贿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牵连犯的处理存在“从一重罪处断”与“数罪并罚”的分歧，这种分歧不仅影响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更可能导致对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偏差。基于刑法的基本原则与司法实践需求，对受贿罪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与现实必要性。

一、受贿罪牵连犯的实践样态与争议焦点

受贿罪牵连犯的核心在于受贿行为与其他犯罪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这种牵连关系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其一为手段牵连，即其他犯罪行为是实现受贿目的的手段。例如，国家工作人员为帮助请托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先实施滥用职权行为违规审批项目，后收受请托人财物；其二为结果牵连，即受贿行为实施后，为避免罪行败露而实施其他犯罪行为。例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后，为防止东窗事发，指使他人作伪证或故意销毁会计凭证。

当前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牵连犯的处理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从一重罪处断”，认为牵连犯是实质的数罪、处断的一罪，应按处罚较重的罪名定罪量刑；另一种观点主张“数罪并罚”，认为受贿行为与牵连犯罪侵害不同法益，需分别评价。争议的根源在于对牵连犯“处断原则”的理解差异，以及对受贿罪特殊性的认知不足。例如，在“王某某受贿、滥用职权案”中，法院认为王某某滥用职权行为是其收受贿赂的手段，最终以受贿罪一罪定罪；而在“张某某受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案”中，法院则认定受贿与销毁凭证分别侵害职务廉洁性与司法秩序，故数罪并罚。这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直接影响司法公信力。

二、数罪并罚的法理依据：法益保护与责任主义的双重要求

对受贿罪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本质上是对刑法法益保护原则与责任主义原则的贯彻。

首先，受贿罪与牵连犯罪侵害的法益具有独立性，需分别评价。受贿罪的核心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社会危害性集中体现在“权钱交易”对公共权力公正性的破坏；而牵连犯罪如滥用职权罪侵害的是国家机关的正常管理秩序，玩忽职守罪侵害的是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安全，故意销毁证据罪侵害的是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这些法益彼此独立，无法通过单一罪名的评价实现全面保护。例如，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滥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并收受贿赂，其行为既破坏了职务廉洁性（受贿），又扰乱了国家机关对特定领域的管理秩序（滥用职权）。若仅以受贿罪定罪，滥用职权行为对管理秩序的破坏将无法被刑法评价，导致法益保护的疏漏。

其次，数罪并罚符合责任主义原则，确保刑罚与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责任主义要求“有罪必罚，罚当其罪”，行为人对每个犯罪行为均需承担相应责任。受贿罪牵连犯中，行为人对受贿行为与牵连犯罪均存在独立的犯罪故意：在手段牵连型犯罪中，行为人明知实施其他犯罪是实现受贿的必要手段，仍积极追求两个犯罪结果；在结果牵连型犯罪中，行为人对受贿行为的故意与对后续掩盖行为的故意相互独立。若仅以一重罪处断，实质上是对行为人部分犯罪故意与行为的“赦免”，导致刑罚与责任失衡。例如，若受贿行为本身仅构成“数额较大”（对应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手段行为（如滥用职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500万元（对应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时从一重罪处断可能仅按滥用职权罪量刑，而忽视受贿行为本身的违法性；反之，若受贿行为构成“数额特别巨大”（对应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手段行为情节较轻，从一重罪处断又可能掩盖手段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数罪并罚则能全面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确保刑罚的精准性。

三、数罪并罚的实践路径：认定标准与量刑协调

对受贿罪牵连犯实行数罪并罚，需明确牵连关系的认定标准，并在量刑中实现协调统一。

（一）牵连关系的认定：主观意图与客观联系的双重审查

牵连关系的成立需同时满足主观与客观要件。主观上，行为人需具有“牵连意图”，即实施其他犯罪行为是为了实现受贿目的，或受贿后实施其他犯罪是为了掩盖受贿行为，两种行为在主观上存在犯意的连续性。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在与请托人约定“先办事后收钱”时，其实施滥用职权行为的主观目的明确指向受贿，即具有牵连意图。客观上，两种行为需存在“直接的、紧密的因果联系”，手段行为是目的行为的必要准备，结果行为是原因行为的自然延伸。若两种行为仅为偶然关联（如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个人矛盾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则不构成牵连犯，应直接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