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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考试练习题模板及答案

故事创作题

题目：请以“旧钥匙”为核心意象，创作一篇1500字左右的故事，要求情节完整、人物鲜明、有情感张力。

答案：

老陈蹲在工具箱前，用砂纸反复打磨那把铜钥匙。钥匙齿已经磨得发亮，锁孔里的锈迹被他用细铁丝挑得干干净净。窗外的蝉鸣裹着七月的热浪涌进来，他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下午三点整，和三十年前那个下午分秒不差。

“爸，又鼓捣那破钥匙呢？”女儿小芸端着绿豆汤进来，瓷碗碰在木桌上发出清脆的响。老陈没应声，拇指摩挲着钥匙柄上的刻痕，那是他二十岁时用凿子刻的“珍”字，如今已经模糊得像团淡墨。小芸把汤推到他手边，瞥见工具箱里还躺着个红布包，边角磨得发白，露出里面叠得方方正正的信笺。

“妈走了十年了，您总留着这些旧东西……”小芸的声音轻下来。老陈突然站起来，钥匙“当啷”掉进工具箱，震得里面的改锥跳了跳。他抹了把额头的汗，说：“今天是你妈头七的日子？”小芸愣了愣：“爸，妈是七月初七走的，今天才七月三号。”老陈没接话，抓起门后的草帽就往外走，草帽边缘的草绳已经断了两根，他用黑线胡乱绑着，像道褪色的疤。

老陈往巷口的老邮局走。三十年前，他在邮局当学徒，负责送巷子里的信件。那时的巷子里有棵老槐树，枝桠能盖住半条街。他第一次见到珍，是在槐树底下。珍蹲在地上捡槐花，蓝布衫的领口沾着几点白，抬头时眼睛亮得像刚擦过的玻璃：“同志，能帮我寄封信吗？”她的信是寄给新疆建设兵团的哥哥，信封上的地址被汗水洇湿了一块，老陈用舌头舔了舔邮票，小心贴上，说：“三天就能到。”

后来珍常来邮局，有时送晒干的槐花，有时带自己腌的酸黄瓜。老陈的工具箱里至今还留着个玻璃罐，罐底沉着几颗发黑的酸黄瓜，那是珍最后一次送他的。“我要去上海了。”那天珍站在槐树下，手里攥着封电报，“我哥说那边有工作，比在巷子里当裁缝强。”老陈的喉结动了动，从裤兜摸出把钥匙：“我家老房子的钥匙，我爹留下的，说等我成了家就给媳妇。”钥匙在阳光下泛着暖黄的光，珍的手指碰了碰他的手背，凉丝丝的：“等我在上海站稳了，就回来找你。”

老陈走到邮局门口，现在的邮局早换了模样，玻璃幕墙映着白晃晃的天。他摸出钥匙，突然想起那间老房子——在巷子最深处，青瓦灰墙，门前有口老井。上个月社区通知要拆迁，他去看了眼，房子已经空了，墙上还留着他和珍用粉笔画的歪歪扭扭的“永”字。拆迁队的小王拍他肩膀：“陈叔，那房子早没房产证了，您留着钥匙也没用。”

老陈绕过邮局，往巷子深处走。拆迁的告示贴在老槐树上，树底下堆着碎砖和断瓦。他蹲下来，用钥匙尖在地上划拉，突然碰到个硬东西。扒开浮土，是个铁盒，红漆早掉光了，边缘生着锈。打开铁盒，里面躺着封没贴邮票的信，信纸泛黄，字迹却清晰：“阿陈，我在上海生了场病，耽误了回来。等我能走了，才听说你结婚了……”信的末尾日期是1985年7月7日，和珍的忌日同一天。

“爸！”小芸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她举着手机，“刚才社区王阿姨打电话，说拆迁办找到份老档案，您家那房子的房产证在1983年就过户给……”老陈没听完，他盯着铁盒里的另一件东西——是把同样刻着“陈”字的钥匙，和他手里的那把一模一样。

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老陈坐在断墙上，把两把钥匙并排放在腿上。小芸蹲下来，看见钥匙齿上有细微的划痕，像是经常被使用的痕迹。“妈走的时候，说要把这钥匙交给您。”小芸轻声说，“她床头的木匣里总放着张老照片，是您俩在槐树下的合影，背面写着‘等我’。”

风掀起老陈的草帽，他望着远处正在拆除的老房子，突然笑了。钥匙在他掌心发烫，像三十年前那个下午，珍把钥匙塞进他手里时的温度。

影视分析题

题目：以是枝裕和《小偷家族》为例，分析导演如何通过“非血缘家庭”的建构探讨现代社会中的“爱与羁绊”。要求结合具体镜头语言、人物关系和细节设计，2000字左右。

答案：

在《小偷家族》的开场，一组冷色调的长镜头缓缓扫过东京的贫民区：潮湿的走廊、剥落的墙皮、晾在窗外的破洞袜子。祥太蹲在楼梯口吃偷来的甜橙，奶奶初枝坐在门槛上择菜，柴田治蹲在水池边修电视——这个由盗窃维系的“家庭”，在是枝裕和的镜头里没有廉价的悲情，反而流露出一种“伪正常”的温馨。这种矛盾的呈现，正是导演对“非血缘家庭”命题的初步解构。

一、空间叙事：封闭场域中的“家”之重构

影片中“家”的物理空间被严格限定在狭小的老房子里。厨房的餐桌是全片最核心的场景，治、信代、祥太、由里、初枝常围坐在桌前吃饭、聊天、分赃。是枝裕和多用中景和近景拍摄餐桌戏，人物的膝盖在镜头下方重叠，肢体的接触（信代夹菜给由里、治拍祥太的背）消解了空间的逼仄，反而营造出“拥挤的亲密”。这种空间处理与传统家庭片的“开放式客厅”形成对比——后者强调社会属性的延伸，而前者通过封闭性强化了“家庭”的自足性：他们不需要外界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