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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社会学视角看“单位制”解体对城市基层治理的影响

一、摘要与关键词

摘要：

“单位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城市社会的核心组织形态，

曾集生产、生活、福利与社会控制功能于一体，构成了国家对城市基

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治理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化进

程的深化，“单位制”的逐步解体，引发了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

一场深刻的、延续至今的结构性转型。本文旨在从历史社会学的理论

视角，对这一转型过程进行长时段的、系统性的考察，深入剖析“单

位制”解体，是如何在城市基层社会，催生出一个深刻的“治理真空

”，以及国家又是如何通过推动“社区建设”，来试图“填补”这一

真空，并最终形塑了当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格局与内在困境。本研

究主要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通过对不同时期政策文本的梳

理与既有社会学案例研究的整合，进行理论性的阐释。研究发现，“

单位制”的解体，其本质，是从一种以“组织”为本位、身份依附为

特征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向一种以“地域”为本位、社会关系

原子化为特征的“碎片化”治理模式的转变。这一转变，在释放社会

活力的同时，也深刻地瓦解了原有的社会整合与资源动员机制。作为

应对，“社区”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建构为新的治理单元，但它在功能

、资源与权威上，与昔日的“单位”，存在着根本性的断裂。社区治

理，在实践中，陷入了“行政任务下沉”与“居民参与不足”的双重

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单位制”历史“路径依赖”的深刻体现

。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诸多挑战，根源于“单位人”

向“社会人”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未能实现有效的、良性的

重构，而仅仅是以一种新的行政化方式，对一个日益原子化和异质化

的社会，进行管理，从而产生了持续的结构性张力。

关键词：

单位制，基层治理，历史社会学，国家与社会关系，社区建设

二、引言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

宏大、速度最为迅猛的城市化与市场化转型。在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

变迁中，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但在这片由高楼、市场与流动人口所

构成的现代景观之下，其内在的社会组织方式与治理逻辑，同样经历

了一场“于无声处的惊雷”般的深刻革命。这场革命的核心，便是曾

经作为城市社会“细胞”与国家治理“基石”的“单位制”的逐步瓦

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以“社区制”为替代的、新的基层治理体系的

艰难建构。

“单位制”，是理解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城市社会的一把总钥匙。

它远非一个单纯的工作场所，而是一个集就业、住房、医疗、教育、

养老乃至婚姻介绍、纠纷调解等功能于一体的“微型社会”与“全能

主义”组织。在这一体制下，绝大多数城市居民，都以“单位人”的

身份，被深度地嵌入到国家所设置的、一个密不透风的组织网络之中

。国家通过“单位”，将资源与控制，直接渗透到社会的最末梢，从

而实现了一种高效的、低成本的、总体性的社会整合与管理。可以说

，“单位”就是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基层治理的“操作系统”。

然而，改革开放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力量，侵蚀并最终冲垮了

这一“操作系统”的根基。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改制、住房制度

的商品化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系统性地剥离了“单位

”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将其从一个“包办一切”的社会实体，还原为

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曾经的“单位人”，被大量地“抛入”社会，

转变为独立的、流动的、原子化的“社会人”。这一深刻的“脱嵌”

过程，在宏观上，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活力的必要之举，但在微

观的基层治理层面，却直接导致了一个巨大的“治理真空”与“秩序

难题”。当“单位”不再负责时，谁来为下岗职工提供帮扶？谁来管

理日益复杂的商品房小区？谁来组织和动员一个由陌生人构成的居民

群体？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历史社会学的长时段视角审视，

“单位制”的解体，究竟给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带来了何种根本性的

、结构性的冲击？作为一种制度性的应对，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社

区建设”，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继承”或“替代”了“单位制”

原有的治理功能？当代城市基层治理中所普遍存在的诸多困境（如行

政化、参与难、资源少等），与从“单位”到“社区”的这一历史转

型过程之间，存在着何种深刻的“路径依赖”关系？本研究旨在运用

历史社会学的理论工具，对这一宏大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一次深入

的、机制性的学理剖析。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