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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部门通报3起平台企业偷漏税案

一、案件全景：平台经济偷漏税的典型手法与危害

近期，税务部门集中通报的3起平台企业偷漏税案件，揭开了平台经济领域税收违法的“冰山一角”。这3起案件涉及平台内实体店铺、企业网店与MCN机构三类典型主体，其违法手段既有共性特征，也因经营模式差异呈现不同特点，暴露出平台经济税收征管的复杂挑战。

第一起案件的主角是哈尔滨红博商贸城女人世界网络店铺。该店铺以网络直播销售女装为主要业务，2022年至2024年期间，通过隐匿销售收入、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合计112.48万元。税务部门最终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9.03万元的处理，涉案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其违法手法的核心是“收入隐匿”——利用直播带货交易链条长、资金流向分散的特点，将部分销售收入通过非对公账户流转，逃避税务系统监控。

第二起案件指向常州以马内利塑业有限公司的网店。该企业2018年至2022年在互联网平台开设店铺，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平台销售款，隐匿未开票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101.67万元，最终被追缴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合计225.28万元。与前者不同，作为企业主体，其违法手段更具“系统性”：长期利用个人账户作为“体外循环”通道，将本应计入企业收入的资金转移，既规避了增值税销项税额的申报，又通过少列收入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第三起案件则涉及MCN机构河北楚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网络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该公司通过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不符的发票虚抵进项税额，多列成本以违规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同时通过个人银行账户向旗下签约主播发放劳务报酬，未履行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义务。其违法手段不仅包括直接偷漏税，更涉及虚开发票这一严重违法行为，相关线索已被移送公安机关，目前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

这3起案件的危害远超出税收流失本身。从经济层面看，偷漏税企业通过不公平竞争降低了经营成本，挤压了合规企业的生存空间。例如常州以马内利塑业有限公司通过隐匿收入少缴税费超百万元，相当于将本应承担的税负转化为“非法利润”，对同行业依法纳税的企业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示范。从社会层面看，平台企业多为公众高度关注的市场主体，其偷漏税行为损害了税法权威，削弱了公众对税收公平的信任。如哈尔滨红博商贸城的网络店铺作为当地知名直播商家，其违法行为被曝光后，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该品牌的信任度，导致部分顾客流失。从行业层面看，MCN机构作为平台经济的“中间枢纽”，其税收违法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未代扣代缴主播个税会导致大量高收入群体游离于税收监管之外，虚开发票则可能滋生“发票黑市”，破坏整个平台经济的生态健康。

二、深层追问：平台企业涉税违法的动因与监管难点

为何平台企业成为偷漏税的“重灾区”？表面看是利益驱动下的“侥幸心理”，实则折射出平台经济特性与现有税收征管体系的碰撞，以及部分市场主体法治意识的缺失。

从主观动因分析，“高收益、低风险”的错误认知是主因。平台经济的轻资产、高流动性特征，使得部分企业误认为税务机关难以追踪其真实交易数据。例如哈尔滨红博商贸城的网络店铺认为，直播带货的订单分散、顾客多为个人不主动索要发票，隐匿部分收入不易被发现；常州以马内利塑业有限公司则认为，通过个人账户收款可以切断资金与企业的直接关联，税务部门难以查证。而MCN机构河北楚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更抱有“法不责众”的心态——行业内部分机构存在类似操作，认为税务部门不会“逐一严查”。

从客观环境看，平台经济的交易特性增加了监管难度。其一，交易隐蔽性强。平台企业的交易多通过线上完成，资金流、物流、信息流高度数字化，且可能涉及多个平台、多个账户，传统“以票控税”模式难以覆盖。如李呈祥案中，其网店粉丝超百万、商品销量超350万件，但申报的增值税销售额仅694.60万元，与实际推算的7000万元差距悬殊，正是利用了平台交易数据的分散性掩盖真实收入。其二，责任界定模糊。平台企业、MCN机构、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复杂，部分企业通过“灵活用工”“合作分成”等名义模糊收入性质。例如网络主播金茜茜将劳务报酬所得转换为经营所得虚假申报，本质是利用个税不同税目税率差异（劳务报酬最高45%、经营所得最高35%）偷逃税款，但由于收入性质界定依赖合同条款与实际业务实质，给监管带来挑战。其三，数据获取存在壁垒。尽管税务部门已推进“以数治税”，但平台企业的交易数据多由互联网平台掌握，部分平台出于商业隐私考虑，与税务部门的数据共享机制尚未完全打通。如常州以马内利塑业有限公司通过个人账户收款，这些账户可能关联多个非企业主体，税务部门若未获取平台后台交易记录，难以直接锁定资金流向。

从制度层面看，平台经济税收规则的滞后性也留下了漏洞。平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