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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现状与完善

一、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的现实背景与核心内涵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灵活就业逐渐从传统的“零工经济”衍生出更丰富的形式。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街巷、网约车司机昼夜奔波接单、自由设计师在共享平台承接项目……这些场景共同勾勒出灵活就业的生动图景。所谓灵活就业，通常指区别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的就业形式，包括个体经营、非全日制、平台用工、兼职协作等多种类型，具有工作时间灵活、劳动关系松散、收入来源多元等特点。据相关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达数亿人，成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和经济发展的“稳定器”。

在此背景下，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其核心内涵主要涵盖三方面：一是劳动报酬权益，即确保收入按时足额发放，避免拖欠或克扣；二是社会保障权益，包括基本养老、医疗、工伤等保险的有效覆盖；三是职业发展权益，如技能培训、职业安全保护、劳动争议解决等支持性服务。这些权益既是灵活就业人员维持基本生活的基础，也是其实现职业成长、融入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的现状分析

（一）权益保障的初步进展

面对灵活就业群体的快速壮大，政策层面已开始积极探索适应性调整。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文件，明确提出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要求平台企业合理承担用工责任。例如，部分地区试点将平台骑手纳入职业伤害保障范围，由平台企业缴纳专项保费，在发生意外时为骑手提供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一些城市优化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流程，允许通过线上渠道自主选择养老、医疗保险缴费档次，简化了参保手续。

市场主体也在逐步回应需求。部分大型平台企业建立了骑手派单系统“算法取中”机制，在保证效率的同时避免过度压缩配送时间；还有企业为兼职员工购买商业意外险，作为社保的补充。此外，工会组织积极拓展覆盖范围，通过“重点建会”“行业建会”等方式，吸引快递、家政等领域的灵活就业人员加入，为其提供法律咨询、困难帮扶等服务。

（二）现存的主要问题

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仍面临多重挑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法律界定模糊导致权益边界不清。传统劳动法律以“劳动关系”为基础，而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或用工方的关系多为“非标准劳动关系”或“民事合作关系”。例如，部分平台与骑手签订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导致骑手难以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无法享受最低工资、加班补贴等传统劳动权益。这种“去劳动关系化”的用工模式，使得权益保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其次是社会保障覆盖不足且待遇有限。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保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医疗保险，需全额承担保费，经济压力较大；二是参加城乡居民社保，虽缴费低但待遇也低，如居民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远低于职工养老保险。更关键的是，工伤保险这一针对职业风险的核心险种，在灵活就业领域长期存在覆盖空白。外卖骑手、建筑零工等群体工作环境风险高，一旦发生事故，往往只能通过人身意外险或自行承担损失，保障力度明显不足。

再次是职业伤害风险与维权难度并存。以平台骑手为例，为了完成订单量，许多人在恶劣天气、交通高峰时段仍需抢时间配送，交通事故发生率较高。但由于劳动关系不明确，当发生工伤纠纷时，骑手往往需要自行收集考勤记录、派单数据等证据，而这些关键信息多由平台掌握，个人取证困难。即便进入法律程序，诉讼周期长、成本高，部分从业者因经济压力选择妥协，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

最后是职业发展支持体系薄弱。灵活就业人员普遍面临技能提升渠道少、职业认证缺失等问题。例如，家政服务人员、网络主播等群体，缺乏统一的技能培训标准和职业等级评定机制，导致其职业竞争力难以提升；部分平台为追求效率，过度依赖“多劳多得”的激励模式，忽视对从业者的职业规划指导，使得灵活就业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的困境。

三、完善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的路径探索

（一）构建适应新就业形态的法律体系

法律是权益保障的基石，需针对灵活就业的特点完善立法框架。一方面，应明确“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概念，将其与传统劳动关系、民事关系区分开来，对工作时间、报酬标准、安全保障等关键权益作出特别规定。例如，可规定平台企业需为“不完全劳动关系”从业者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必要的职业安全培训；另一方面，要强化对用工主体的责任约束，禁止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外包”等方式规避法定责任，明确平台在数据管理、风险防范等方面的义务，确保权益保障有法可依。

（二）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性设计

解决社保覆盖问题，需打破传统社保体系的“劳动关系绑定”模式。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可探索建立“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池”，允许从业者根据收入水平选择多档缴费标准，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减轻缴费压力；在工伤保险领域，可推广“职业伤害保险”试点经验，由平台企业、从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