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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四个想一想心得体会

那是一个飘着细雨的清晨，我在病房查房时，张阿姨拉着我的手说：“大夫，昨晚疼得没合眼，可看你们护士小周一直守在走廊，给每个按铃的病人换液体，我愣是没好意思喊。”她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未干的泪，这句话像根细针，突然扎破了我习以为常的工作节奏。那天下午科里组织“四个想一想”专题讨论会，当主任说出“想一想患者的痛苦，想一想自己的职责，想一想医疗的温度，想一想职业的初心”时，我盯着笔记本上没写完的查房记录，笔尖在纸上来回划了三道深痕——这四个问题，我竟从未如此认真地拆解过。

第一想：患者的痛苦，真的被看见吗？

上个月收的3床王大爷，78岁，肺癌晚期。第一次查房时，他女儿抱怨“止痛药不管用”，我下意识看了看医嘱：“硫酸吗啡缓释片10mgq12h，符合规范。”便安慰家属“药效需要时间”。直到有天夜班，我巡房时看见王大爷蜷缩在病床上，床头灯昏黄地照着他紧攥的被角，额头上的汗把枕头浸出个深色的圆。他听见脚步声，慌忙用袖子擦脸：“大夫，我不疼，就是有点闷。”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疼痛评分”只是数字，而他颤抖的声音、扭曲的表情、强撑的“不疼”，才是真实的痛苦。后来我调整了用药方案，加用了即释吗啡，更重要的是，每天早晨多陪他坐五分钟，听他唠叨年轻时修铁路的往事。有天他女儿红着眼说：“我爸昨晚说，大夫比亲闺女还懂他疼在哪儿。”

这件事像面镜子，照出我从前的“专业”有多冰冷。我们习惯用检验单上的数值、指南里的标准去丈量疾病，却常常忽略：那个捂着肚子在急诊排队的孕妇，她的焦虑远不止于宫缩频率；那个举着CT片在门诊走廊转圈的老人，他反复询问的“严重吗”背后，是对子女不在身边的恐慌；那个因为化疗掉光头发的女孩，拒绝照镜子时的沉默，比白细胞数值下降更让人心疼。有次在发热门诊，一个农民工模样的患者攥着缴费单问：“大夫，能少开点药吗？我家里还有俩娃上学。”我这才想起，痛苦从来不是单一的，经济压力、家庭负担、对未知的恐惧，像藤蔓一样缠在疾病周围。后来我学会在开检查单前多问一句：“最近经济上方便吗？”在交代病情时加一句：“有什么顾虑都可以和我说，咱们一起想办法。”

第二想：职责二字，仅仅是治病吗？

去年冬天抢救一位心脏骤停的患者，从胸外按压到电除颤，从气管插管到建立静脉通路，整个团队用了17分钟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当监护仪上重新跳出规律的心跳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但三天后，患者家属找到我：“大夫，我爸现在能睁眼了，可他总用手指喉咙，是不是疼？”我这才想起，气管插管的患者无法说话，我们只关注了生命体征，却忽略了他的沟通需求。后来我们做了“意识清醒患者沟通卡”，把“疼”“渴”“难受”“想翻身”这些常用词印成卡片，放在每个重症患者床头。那天给那位大爷递卡片时，他指着“想女儿”，我们立刻联系了他女儿。当姑娘冲进病房喊“爸”时，大爷眼角的泪顺着皱纹流进了枕头缝——原来，职责不仅是让心跳继续，更是让患者能“说”出自己的需求。

在产科轮转时，我跟过一位高龄产妇。她产前焦虑严重，每次做胎心监护都攥着床单发抖。带教老师没有只开镇静药，而是每天早晨陪她在走廊散步，教她数胎动时的呼吸法，甚至把自己女儿的婴儿照拿给她看：“你看，我闺女出生时也皱巴巴的，现在都上高中了。”后来产妇顺利分娩，出院时塞给老师一封信：“您让我觉得，生孩子不是一场冒险，而是有人拉着我的手过河。”这件事让我明白，医生的职责里，“治愈”是技能，“安慰”是修行。就像我们科老主任常说的：“开对一张处方不难，难的是读懂处方背后的那个人。”

第三想：医疗的温度，藏在哪些细节里？

去年除夕值夜班，急诊送来了一位流浪老人，意识模糊，身上散发着酒气。我们给他测体温39.5℃，初步诊断肺炎。护士小吴给他擦脸时，发现他兜里有张皱巴巴的照片，是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小吴把照片放在他床头，轻声说：“大爷，等您好了，我们帮您找家人。”那天夜里，老人反复呢喃“妞妞”，小吴就坐在床边握着他的手，像哄孩子一样说：“妞妞一会儿就来。”后来我们通过照片找到了他的女儿——原来老人三年前走失，女儿找了他整整一千多个日夜。当父女在病房相认时，老人已经能微弱地喊“妞妞”，女儿哭着说：“爸，我接您回家过年。”

这件事让我重新理解“医疗温度”的含义。它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护士给卧床患者垫软枕时调整的角度，是医生查房时顺手帮患者掖好被角的动作，是收费处工作人员多解释一句“这个项目可以走医保”的耐心，是导诊台给外地患者画的就诊路线图。有次去社区义诊，一位老奶奶攥着我递的血压计说：“闺女，你们来得真好，我儿子在外地，半年没打电话了。”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很多老人来看病，要的不是药，是份“被在意”的温暖。后来我们科组织了“银龄陪伴”活动，每周三下午派医护去社区陪老人聊天、测血压，听他们讲年轻时的故事。有位爷爷拉着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