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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四个想一想活动心得体会

参加医院组织的“四个想一想”专题教育活动已有月余，这段时间里，我每天上班前会在更衣室多站两分钟，把活动要求在心里过一遍；查房时面对患者，总会下意识地停顿半秒，想想自己的言行是否贴合活动的核心；甚至下班后走在回家的路上，也会回忆当天的工作细节，反复推敲有没有做到“四个想一想”的要求。这场看似常规的思想教育活动，却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了我对职业认知的新维度，也让我在临床实践中不断修正着与患者、与同事、与职业本身的关系。

第一个“想一想”是“患者躺在病床上的痛苦，我是否多了一份共情”。过去我总觉得，医生的职责是解决疾病问题，情绪安抚是护士的工作。直到活动中观看了一段患者访谈录像——一位68岁的胃癌晚期患者说：“我疼起来的时候，最害怕医生边看检查单边皱眉，那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没救了。”这句话像一根细针，扎进了我记忆里的某个角落。去年冬天，我管过一位72岁的股骨颈骨折患者张大爷，他总在夜间喊疼，值班护士找过我三次，我第三次去病房时，手里还攥着下一个患者的检查报告，语气多少有些急躁：“刚给你用了止痛药，起效需要时间，别总想着按铃。”张大爷当时没说话，只是缩进被子里，可后来他女儿告诉我，父亲那晚偷偷抹了眼泪，觉得自己“给医生添麻烦了”。

活动期间，我被安排跟随老年科王主任查房。王主任走到8床李奶奶床前时，没有直接看病例，而是先握住她的手：“今天气色比昨天好呀，昨晚睡得怎么样？”李奶奶眼睛亮起来：“多亏您调了药，我睡了四个小时呢。”王主任笑着说：“四个小时可不够，咱们争取今天多睡一小时，等您能坐起来了，我让护士推您去楼下晒晒太阳。”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共情不是简单的“我理解你”，而是用具体的、可感知的细节让患者相信“我在意你”。现在我查房时，会先观察患者的表情：眉头是不是皱着，眼神是不是涣散；和患者说话时，身体会微微前倾，让对方觉得被重视；遇到疼痛患者，除了交代用药，还会说一句：“疼的时候试试深呼吸，我半小时后再来看你。”上周五晨间查房，3床的腰痛患者老陈主动说：“大夫，您昨天说的热敷方法真管用，今天没那么疼了。”他说这话时，眼里有光。

第二个“想一想”是“家属站在走廊的焦虑，我是否多了一份耐心”。急诊工作8年，我见过太多家属拉着医生问“能治好吗”“得花多少钱”的场景。以前我总觉得这些问题重复又低效，往往用“我们会尽力”“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来回应。活动中，护理部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家属因为医生一句“说了你也不懂”，当场情绪崩溃，差点引发医患冲突。这让我想起去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一位农民工模样的大叔陪着妻子来看急性阑尾炎，他抓着我的白大褂下摆问：“大夫，这个手术得花多少钱？我们出来打工没带多少现金。”我当时急着开检查单，随口说：“先做检查，费用的事等住院再说。”大叔追着我到处置室，又问：“能不能用最便宜的药？我们孩子还等着学费。”我有点不耐烦：“治疗方案要根据病情定，便宜的不一定合适。”后来他妻子做完手术，我去查房时，大叔站在床头搓着手说：“大夫，实在对不住，昨晚我太急了。”

活动要求我们“把家属当家人”，我开始试着转换视角：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母亲，我会希望医生怎么和我沟通？上周四，120送来了一位突发脑梗死的患者，家属是一对年轻夫妻，丈夫攥着CT片子，手都在抖：“大夫，我爸平时身体可好了，怎么突然这样？他会不会瘫痪？”放在以前，我可能会说：“现在是急性期，先控制脑水肿，后续恢复要看治疗情况。”但那天我蹲下来，指着片子上的病灶说：“您看这里，是供应左侧肢体的血管堵了，我们现在用溶栓药，争取把血管通开。但溶栓有风险，可能会出血，需要您签字。”丈夫抬头问：“那成功率有多高？”我没有回避：“根据统计，这类患者溶栓再通率大概40%，但您父亲年纪不算大，平时没有基础病，概率可能更高一些。我们会全程监测，有任何变化立刻处理。”他妻子抹着眼泪说：“大夫，我们相信您，该做的治疗都做。”那天直到患者推进ICU，夫妻俩还追着我说“谢谢”。我突然明白，家属要的不是绝对的保证，而是清晰的信息和被尊重的态度。现在我会在交代病情前先拉把椅子坐下，和家属平视；遇到专业术语，会用“水管堵了”“电线短路”这样的比喻解释；需要签字时，会把风险点逐条说明，而不是只让家属看最后一行。

第三个“想一想”是“自己面对医嘱的瞬间，是否多了一份严谨”。作为急诊科医生，“快”是职业要求，但“快”和“准”之间的平衡，我曾以为自己做得不错。活动中，药剂科分享了一起用药错误案例：医生把“甲氨蝶呤”写成“甲泼尼龙”，护士没仔细核对，导致患者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这让我想起三年前的一个夜班，我给一位肺炎患者开了阿奇霉素，剂量写的是“0.5gqd”，但患者既往有肝病史，我当时想着“阿奇霉素肝毒性小”，没再仔细看说明书。后来护士提醒我：“这个患者的转氨酶是正常值的2倍，阿奇霉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