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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史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自传入中国以来，历经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已深深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伦理观念、文学艺术、生活习俗，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体系，并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梳理中国佛教的历史脉络，探讨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精神特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两汉之际：佛教的初传与早期形态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但普遍认为始于两汉之际。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到了东汉，随着西域交通的进一步畅通和中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佛教开始逐渐传入中原。

关于佛教初传的传说，最为著名的当属“伊存授经”与“白马驮经”。据《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此为佛教传入中国之始的较早文献记载。而“白马驮经”的故事则与东汉明帝有关，传说明帝夜梦金人，遣使西行求法，使者在大月氏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迎归洛阳，明帝为之建立白马寺，此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标志着佛教在中土获得了初步的立足点。

早期传入的佛教，多被视为一种异域方术或神仙道术的支流，与当时流行的黄老思想相混杂，其教义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皇室贵族和上层知识分子中流传。译经活动也处于初始阶段，译介的经典多为小乘经典和大乘般若类经典的早期译本，译者多为西域僧人，如安世高传译小乘禅法，支娄迦谶传译大乘般若思想，他们的译经工作为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奠定了文本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拓展与玄佛合流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政权更迭频繁，这为佛教的广泛传播提供了社会土壤。同时，玄学的盛行也为佛教义理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媒介，形成了“玄佛合流”的独特文化现象。

（一）译经事业的发展与义理研究的兴起

此时期，译经活动日趋活跃，不仅译经数量增多，质量也有所提高。鸠摩罗什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译经大师，他在长安主持译场，系统译介了大量大乘佛教经典，如《金刚经》、《法华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其译文精准流畅，义理明晰，对中国佛教义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真谛、玄奘（其主要活动在唐代，但部分预备工作在此时期）等也为译经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译经的增多，佛教义理研究逐渐兴起，形成了诸多学派，史称“六家七宗”。这些学派主要围绕般若“空”义展开讨论，试图用中国固有的概念和思想去理解和阐释佛教义理，即所谓“格义”佛教。虽然“格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教的传播，但其局限性也日益显现，促使后来的佛教学者寻求更准确、更深入的理解方式。

（二）高僧大德的涌现与佛教影响的扩大

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高僧大德，如道安、慧远、僧肇等。道安大师致力于整理佛典、制定僧团规范，提出“本无”思想，对般若学的发展贡献卓著，并派遣弟子四处弘法，扩大了佛教的影响。慧远大师在庐山结社念佛，倡导弥陀净土信仰，成为净土宗的先驱之一，他还提出“沙门不敬王者”论，维护了佛教僧团的相对独立性。僧肇则是鸠摩罗什的弟子，著有《肇论》，对般若空义作了精湛的阐释，达到了当时玄学与佛学融合的最高水平。

佛教在社会层面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信佛者日众。寺院数量激增，石窟造像艺术（如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也随之兴起，成为佛教艺术的瑰宝，反映了当时佛教信仰的普及与繁荣。

三、隋唐时期：佛教的鼎盛与宗派林立

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达到鼎盛，形成了众多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基本完成。

（一）主要宗派的形成与特点

1.天台宗：由智顗（智者大师）创立，以《法华经》为根本经典，强调“一念三千”、“一心三观”的实相论，主张止观双运的修行方法。其教义体系完备，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圆融精神。

2.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核心，由法藏（贤首大师）集大成。该宗宣扬“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的宏大思想，强调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其哲学思想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3.法相唯识宗：由玄奘大师及其弟子窥基创立，依据《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经典，主张“万法唯识”，通过细致分析心理活动和认识过程，阐明世界的本质是空，唯有识体变现。该宗义理精密，但因过于繁琐，流传不广。

4.禅宗：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相传由菩提达摩传入，经慧可、僧璨、道信、弘忍传至六祖慧能，其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慧能的《坛经》是中国僧人撰写的唯一被尊为“经”的著作，标志着禅宗的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