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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对日本无法听其言只能观其行

一、从“不再提及”到“立场未变”：日方敷衍逻辑的暴露

2025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围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中方连续通过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表明严正立场。这一系列互动中，日方试图用“话术游戏”掩盖问题本质的逻辑漏洞，愈发清晰地暴露了其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敷衍态度。

11月27日，针对日本在野党提出“高市早苗不再提及具体事例即等同于撤回错误言论”的说法，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明确指出：“‘不再提及’和‘撤回’错误言论是两码事，性质完全不同。”这一回应直接戳破了日方试图通过“淡化处理”逃避责任的意图。高市早苗此前发表的错误言论严重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已引发中国人民的强烈公愤。在此背景下，日方若真心纠错，本应主动、明确地撤回错误表态，而非以“不再提及”这种模糊表述自欺欺人。正如外交部所言，这种“掩耳盗铃、自说自话”的做法，中方绝不接受。

然而，日方并未因中方的明确反对而收敛。12月3日，高市早苗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援引《中日联合声明》，声称“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所述，这一立场没有变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12月4日的记者会上直接指出，相关报道并不准确——高市早苗的表述仅停留在“立场没有变化”的空洞重复，并未对《中日联合声明》的具体内容进行完整重申，更未对其错误言论作出实质性纠正。面对中方连日来的多次质问、日本国内在野党的批评以及国际社会的关注，高市早苗仍用“立场未变”这一缺乏具体内涵的表述敷衍搪塞，其本质是试图用“语言空转”掩盖对历史承诺的背弃。

从“不再提及”到“立场未变”，日方的应对逻辑始终围绕“避重就轻”展开：既不愿直面错误言论的实质危害，也不愿以明确行动纠正错误。这种“只说不做”的态度，恰恰印证了中方“无法听其言只能观其行”的判断——当言辞沦为掩盖问题的工具时，唯有行动才能检验诚意。

二、避谈历史文件：对国际法义务的选择性遗忘

日方敷衍态度的背后，是对历史与国际法义务的系统性回避。2025年12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直指日方“在口头上搪塞敷衍，在行动上一意孤行”的症结，其核心表现之一，便是对一系列关键国际法律文件的刻意避谈。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文件，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明确规定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法律事实。其中，1943年《开罗宣言》明确宣告“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1945年《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日本投降书》则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这些文件不仅是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的法理依据，更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必须遵守的国际法义务。

然而，面对这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文件，日方却选择“避而不谈”。高市早苗在回应台湾问题时，仅笼统提及《中日联合声明》，却对《开罗宣言》等具有更高国际法效力的文件只字不提；在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时，日方对构成这一基础的四个政治文件（即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同样含糊其辞。这种“选择性记忆”的背后，是日方试图模糊历史真相、弱化自身法律责任的企图。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方的回避并非孤立现象。近年来，日本某些势力不断试图修改“和平宪法”、突破“无核三原则”、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其动作与对历史文件的回避形成了逻辑闭环——通过淡化历史罪责，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束缚铺路。正如林剑所言：“这些人从未真正汲取历史教训，从未真正直面和反思日本在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责，反而企图用美化侵略的叙事和‘避而不谈’的手法，让世人遗忘，为自己‘松绑’。”这种对国际法义务的漠视，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更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否定。

三、行动与言辞的割裂：军国主义倾向的现实隐忧

判断一个国家的真实意图，不仅要看其说了什么，更要看其做了什么。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话术游戏”，与近年来在安保政策、历史认知等领域的实际行动形成了鲜明对比，暴露出其军国主义倾向的现实隐忧。

从安保政策调整看，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2023年，日本政府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明确将发展“反击能力”写入国家战略，并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防卫费增至GDP的2%；2024年，日本防卫预算首次突破7万亿日元，较上一年增长16%，创历史新高；2025年，日本与北约深化合作，试图将军事触角延伸至亚太地区。这些行动与日本宪法第九条“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的规定背道而驰，本质上是在为军事扩张“松绑”。

从历史认知看，日本政要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等行为，持续伤害包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