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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共犯认定标准及案例

引言

近年来，电信诈骗犯罪呈现组织化、链条化特征，从信息获取、话术设计、技术支撑到资金转移，往往涉及多人分工协作。相较于单独犯罪，电信诈骗共犯的认定更复杂，既关系到对犯罪团伙的精准打击，也影响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边界。本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系统梳理电信诈骗共犯的认定标准，并通过典型案例解析司法裁判逻辑，为理解此类犯罪的追责体系提供参考。

一、电信诈骗共犯认定的法律基础

（一）共同犯罪的一般规定

我国《刑法》第二十五条明确，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这一规定为电信诈骗共犯认定提供了基础框架。共同犯罪的核心要件包括：主观上各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故意，即明知自己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客观上各行为人实施了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犯罪行为，共同导致危害结果发生。

（二）电信诈骗的特殊规范

针对电信诈骗的特殊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细化了共犯认定规则。例如，《意见》第三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具有提供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手机卡、通讯工具，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制作、销售、提供“木马”程序和“钓鱼软件”等技术支持，以及广告推广、引流等行为之一的，以共同犯罪论处，但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这一规定将电信诈骗产业链中的常见帮助行为明确纳入共犯范畴，解决了传统共同犯罪理论在新型网络犯罪中的适用难题。

二、电信诈骗共犯的具体认定标准

（一）主观要件：共同故意的司法判断

主观故意是共犯认定的核心。在电信诈骗案件中，行为人常以“不知情”“被蒙蔽”为由抗辩，因此司法实践中更注重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明知。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综合判断：

其一，行为人与诈骗团伙的关系紧密程度。例如，长期固定参与团伙活动、接受诈骗话术培训、了解诈骗流程细节的行为人，更易被推定具有明知故意。其二，行为的异常性。如提供银行卡时明知账户被频繁用于大额资金快进快出、短期内收取远超正常劳务报酬的“好处费”、刻意规避监管（如使用虚拟身份、加密通讯工具）等，均属于“应当知道”的客观表现。其三，认知能力与经验。对于具有计算机技术背景、金融行业从业经历的行为人，司法机关对其“明知”的认定标准会更严格，因其应当具备识别诈骗行为的专业能力。

（二）客观要件：共同行为的分工与协作

电信诈骗的共犯行为通常呈现“链条化”特征，各行为人虽分工不同，但行为之间具有互补性和协同性。常见的行为类型包括：

核心实行行为：直接实施诈骗的行为人，如拨打电话、发送诈骗信息、与被害人周旋获取信任并诱导转账的人员。这类行为是诈骗既遂的关键，行为人一般被认定为主犯。

技术支持行为：为诈骗团伙开发或维护诈骗平台、制作“钓鱼网站”、提供“改号软件”（将诈骗电话显示为官方号码）、破解公民信息系统等。例如，某技术团队为诈骗团伙定制具有“自动群呼”“话术导航”功能的软件，虽未直接接触被害人，但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了诈骗实施难度，属于共犯中的帮助行为。

资金流转行为：负责接收、转移被害人资金，包括提供银行卡、第三方支付账户“跑分”（通过虚构交易转移资金）、“洗钱”等。这类行为是诈骗团伙实现非法获利的关键环节，即使行为人未参与诈骗话术设计，只要明知资金来源非法，即可能被认定为共犯。

信息支撑行为：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如电话号码、住址、消费习惯等），为诈骗团伙精准“筛选”目标提供依据。例如，行为人从网络黑市购买数万条股民信息，转卖给专门实施“荐股诈骗”的团伙，其行为与诈骗结果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三）责任划分：主犯与从犯的区分

在共同犯罪中，主犯与从犯的量刑差异显著（主犯可能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从犯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准确区分二者是司法实践的重点。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二十七条规定，主犯包括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以及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从犯则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行为人。

在电信诈骗案件中，主犯通常表现为团伙组织者（如“话务组长”“技术主管”）、直接实施诈骗的核心成员，或对犯罪进程、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员（如掌控资金分配的“金主”）。从犯多为提供辅助支持的人员，如仅负责购买手机卡的“工具提供者”、临时参与转账的“车手”等。例如，在某“冒充公检法”诈骗案中，主犯张某负责制定诈骗话术、管理话务组，李某等话务员直接与被害人通话，均被认定为主犯；而王某仅为团伙提供50张手机卡并收取固定报酬，被认定为从犯，最终量刑较主犯大幅降低。

三、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与典型案例

（一）“明知”认定的争议与突破

案例1：李某为某科技公司程序员，受雇为“电商退款诈骗”团伙开发“自动回复系统”。李某辩称，其仅知系统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