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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侵权认定及举证责任案例

引言

在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著作权作为智力成果的核心保护手段，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从网络文学的转载纠纷到短视频素材的二次创作争议，从美术作品的商业使用到音乐作品的网络传播，著作权侵权纠纷呈现出形式多样化、主体复杂化、取证困难化的特点。而在这类纠纷中，侵权认定的标准是否清晰、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也影响着文化市场的创新活力。本文通过梳理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核心要件、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结合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试图为理解此类纠纷提供实践参考。

一、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核心要件

著作权侵权认定是处理此类纠纷的逻辑起点。只有明确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才能判断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进而确定责任承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侵权认定需围绕“权利基础—侵权行为—主观过错”三个维度展开，三者缺一不可。

（一）权利基础的确认：证明“我是权利人”

权利基础的确认是侵权认定的前提。通俗来说，原告首先要证明“我是作品的著作权人”，否则后续的侵权指控将失去法律依据。实践中，著作权的取得采取“自动取得”原则，即作品创作完成即产生著作权，无需登记或发表。但在诉讼中，权利人仍需通过证据证明自己对作品享有合法权利。

常见的权利证明方式包括：其一，作品的原件或底稿，如小说的手写稿、绘画的草稿、摄影作品的原始底片等，这些载体能直接反映创作过程；其二，著作权登记证书，虽然登记并非取得权利的必要条件，但登记机关出具的证书在诉讼中可作为初步权属证明；其三，发表证明，如作品在期刊上的发表记录、网络平台的发布时间戳、出版合同等，可通过时间先后证明创作完成时间；其四，委托创作或职务创作的合同，若作品为委托创作或职务作品，需提供合同中关于著作权归属的明确约定。

例如，在某文字作品侵权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抄袭其小说，法院首先要求原告提交小说的创作手稿、最初发布于某文学平台的后台数据（显示发布时间早于被告作品），以及与平台签订的著作权归属协议。这些证据相互印证，最终确认了原告的著作权人身份。

（二）侵权行为的判定：“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双重标准

在确认权利基础后，需判断被告是否实施了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著作权法规定的侵权行为包括复制、发行、表演、信息网络传播等十七项专有权利的侵害。其中，最常见的侵权形态是“复制”，即未经许可将他人作品的全部或部分以某种形式再现。

判定复制行为是否成立，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接触”指被告有机会获取原告作品，可能是通过公开出版、网络传播、口头传播等途径；“实质性相似”则指被告作品与原告作品在表达上构成实质相似，需排除思想、通用表达、事实等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

以某美术作品侵权案为例，原告创作了一组卡通形象用于儿童绘本，被告在其生产的玩具上使用了几乎相同的形象。原告提交了绘本的公开出版记录（证明被告有接触可能），并通过对比指出两者在角色轮廓、配色方案、标志性动作（如左手叉腰、右手举旗）等具体表达上高度一致。法院经审查认为，这些细节已超出“合理借鉴”范围，构成实质性相似，故认定侵权成立。

（三）主观过错的认定：故意或过失的区分

著作权侵权责任的承担是否以“主观过错”为要件？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侵权人若能证明其无过错，仍可能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但赔偿责任需以过错为前提。因此，主观过错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是否需要赔偿及赔偿数额的确定。

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指行为人明知或应知作品为侵权仍使用，如被告曾收到权利人的侵权警告函后继续使用；“过失”指行为人应当注意但因疏忽未注意，如出版社未对投稿作品的权属进行合理审查即出版。

例如，某音乐作品侵权案中，被告是一家网络直播平台，其主播在直播中演唱了原告的歌曲但未获授权。平台辩称已在用户协议中要求主播自行取得授权，且无法对每一场直播内容实时审核。法院认为，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虽无直接故意，但未对热门歌曲的授权情况进行合理提醒（如设置曲库审核机制），存在管理上的过失，因此需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与实践难点

举证责任是诉讼的“脊梁”，明确“谁该证明什么”是解决纠纷的关键。在著作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但因著作权的无形性、侵权行为的隐蔽性，实践中常面临“举证难”问题，需结合具体情形灵活处理。

（一）一般原则：原告需完成初步举证

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主张被告侵权，需对“权利存在—侵权行为—损害后果”承担举证责任。具体来说：

权利存在：如前所述，需证明自己是著作权人；

侵权行为：需证明被告实施了复制、传播等行为，且未获许可；

损害后果：需证明因侵权行为导致的经济损失或被告的违法所得（如侵权作品的销售利润）。

例如，在某短视频侵权案中，原告是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