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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中带头违规检讨书

我怀着极其愧疚和懊悔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党员干部，我本应严格遵守党纪党规，在移风易俗工作中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却在今年10月为儿子操办婚礼时，犯了大操大办、违规收受礼金的错误，严重违背了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损害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经过组织的批评教育和自我深刻反思，我对自身错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现从违规事实、错误根源、整改措施三个方面向组织作深刻检讨。

一、违规事实的具体经过及危害

今年10月15日，我在老家XX镇XX村为儿子举办婚礼。原本按照镇里2022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婚丧嫁娶移风易俗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党员干部操办婚丧事宜需提前10个工作日向纪委报备，且婚礼宴请人数不得超过20桌（每桌10人），单方亲属以外人员不得参与，禁止收受管理服务对象、下属单位人员礼金礼品。但我在筹备过程中，没有严格落实这些要求，具体违规行为主要有三点：

第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备程序。9月28日，我妻子提出“孩子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老家亲戚多，按规定20桌可能不够”，我当时虽想起《意见》里的报备要求，却错误地认为“都是自家亲戚，不请外人就行”，抱着“先办了再说”的侥幸心理，没有主动向镇纪委提交《婚丧事宜操办备案表》。直到10月12日，镇纪委工作人员电话询问“听说您儿子要办婚礼？有没有按程序报备？”时，我仍以“主要是家里长辈张罗，我没具体管”为由含糊应对，错失了纠正错误的机会。

第二，宴请规模严重超标。婚礼当天实际摆了120桌，其中除80桌是双方直系亲属外，还有40桌是老家的村邻、我曾分管过的镇属企业职工、部分村“两委”干部及其家属。更严重的是，我妻子的表弟在镇市场监管所工作，他主动联系了10余位平时有业务往来的商户参加，这些人我虽不熟悉，但作为党员干部，对亲属的行为失于管教，客观上造成了“干部办酒、群众捧场”的不良影响。事后统计，仅餐饮、烟酒、场地布置三项花费就达28万元，远超《意见》中“总花费不超过8万元”的指导性标准。

第三，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礼金。婚礼现场设置了“礼簿台”，由我妻子的妹妹负责登记。事后整理时，我发现礼簿中有23笔来自镇属企业负责人、村党支部书记的礼金，单笔金额从2000元到5000元不等，累计4.6万元。其中，XX村党支部书记张某曾因村集体项目审批找我协调过，他送了5000元；XX企业负责人李某去年申请过产业扶持资金，也送了3000元。这些人虽未直接说明“送礼是为了拉近关系”，但作为党员干部，我心里清楚，他们的“捧场”本质上是冲着我的职务来的。更恶劣的是，我妻子在收礼时没有拒绝，还说“都是老熟人，别驳了面子”，而我出于“人情难却”的心理，默许了这一行为。

这些违规行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是带坏了社会风气。婚礼当天，村里有群众私下议论“都说干部要移风易俗，怎么XX家还大办？”“我们老百姓办酒都得按20桌来，干部倒能搞特殊”，直接削弱了群众对移风易俗政策的信任；二是损害了党员形象。镇里正在推进“文明村镇”创建，我的行为被个别群众拍成视频发到微信群，虽然很快被删除，但已在部分干部群众中造成“台上讲政策、台下搞变通”的负面印象；三是违反了纪律规矩。经镇纪委核查，我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九十一条“利用职权或者职务影响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的规定，也违反了《意见》中关于报备、规模、花费的具体要求。

二、错误根源的深刻剖析

表面看，我的错误是“办酒超规”的具体问题，但深挖根源，是理想信念、纪律意识、宗旨观念出现了严重偏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站位不高，对移风易俗的政治意义认识不足。我片面地将移风易俗视为“民间习俗问题”，没有从“推动乡村振兴、培育文明乡风”的政治高度去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而移风易俗正是践行这一要求的具体举措。作为党员干部，本应主动破除“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的陈规陋习，却把子女婚礼当成了“个人私事”，忘记了“党员身份没有私事”的基本要求。比如，我曾在镇里的移风易俗推进会上强调“干部要当表率”，但轮到自己时，却以“老家习俗重”“长辈盼着热闹”为借口搞特殊，这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本质上是政治立场不坚定、“两个维护”落实不到位的表现。

二是纪律意识淡薄，存在“特权思想”和侥幸心理。我参加工作27年，先后担任过副镇长、镇党委副书记，自认为“经验丰富”“不会出大问题”，逐渐放松了对纪律的敬畏。《意见》出台后，镇纪委专门组织过培训，我也签过《移风易俗承诺书》，但只是“签在纸上、挂在墙上”，没有真正入脑入心。婚礼筹备时，我妻子说“你当领导这么多年，亲戚朋友来贺喜是人之常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