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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商关系角度解读民族资本主义兴衰

[关键词]演民族资本主义，官商关系，历史解释

首先，追本溯源，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对官府控制的斗争和纠葛中产生的。众所周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洋务运动期间，其原因是列强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为资本主义产生提供必要条件，洋务运动引进西方技术，为兴办近代工厂起到了示范作用，而商人的逐利思想是民族资本主义出现的精神动力。通常教师会用洋务运动后期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工业，进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对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积极推动作用，说明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官僚资本的推动下产生的。但细想之后，不禁会问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为什么不首先独立办厂、谋求生存呢？是缺乏资本和热情吗？如果说政府的示范作用起了效果，是不是此前政府有禁止办厂的规定而让商人、官僚对办厂赚钱望而却步呢？其实，所谓政府禁止民间办工业的禁令是不存在的，而且西方机器的吸引和民众的热情早已十分高涨，如当时早期的民族资本家中有很多是买办出生，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盛宣怀等，尤其是唐廷枢担任十年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亲身经历了西方机器工业的巨大效益，而且他也积聚了一定的资本，但最后他还是没有选择独立经商而是投身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派官僚的有力助手，其实这也是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们的无奈选择。

同时，官商合办的企业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如李鸿章在1865年谈到：“抑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复，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②可见即便是新派人物李鸿章早就设想到此后民间办厂一旦放开，官方将“无从为之”，与其让这样的结果出现，不如以“求富”为旗号兴办民用企业，既能利用民间资本为自己谋取私利，又可对“富商大贾”有所控制，岂不更好？所以，在这样思想下兴办的官商合办企业往往以官为主，造成经营失策、亏本严重，即使一些企业如轮船招商局也只能依靠官府背景可以减免厘金，另一方面垄断漕运，排斥其他竞争对手才能有所获利。郑观应所办的上海织布机那么是典型的代表，史料记载：“该局在开车之前，专办官务的龚寿图就任意挥霍，办事不实……李鸿章接手后掌握了全厂的管理大权，”③直至该厂结束股东都丝毫没有分红。梁启超说：“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之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历阶可也。”①事实上，政府不痛下决心改革，裁撤厘金，建立现代的税收制度，创造一个适宜的法治环境，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开展起来的。②

其次，1895年到1936年的42年开展，政府转型给民族资本主义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民族资本主义与政府资本相伴而生，最初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存在，但很快这种方式的弊端就逐渐显现，如早期希望通过官督商办，“求其保护”的郑观应，对此也产生了疑心“惟东、西国例，公司虽官助厚资而成，亦无官督、商办之例”。③清末维新派麦孟华直言不讳：“中国公司，以官督办，事权号令，皆出其手，任意吞蚀，莫敢谁何……良法美意，以官督而悉败矣。”④更有如何启、胡礼垣等人明确提出“商之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这一问题在甲午战争之后出现了转机，《马关条约》允许列强在中国办厂，清政府失去了对产业的垄断权力，而巨大的赔款促动了清政府大力开展产业、增加税收，于是政府逐渐“广劝绅富自行设厂制造土货，以冀挽回利权”。⑤在这样的背景下张謇“设厂自救”创办了大生纱厂，1895年开始筹办。次年开始购地建厂，拟招商股60万两，一年之久只招得三四万两。1898年，张謇通过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北官纱局存沪未用的纱机20400锭领回，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但张謇反对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运营大生纱厂，刘坤一等也明确官股“按年取息，不问盈亏”，给了张謇更多经营开展的空间，大生纱厂开展的风起云涌。1909年，轮船招商局也改为了商办。尽管这一时期政府并未完全放弃国家资本主义的控制，但这种控制比1895年前有所减弱，而就中国产业资本的总体而言，国家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逐渐已经被私人资本主义所取代。即便如此，随着私人资本的壮大和清政府的衰落，私人投资者已经对清政府失去了信任，资产阶级希望中国出现真正适合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一场大革命已不可防止。⑥保路运动中商与官的冲突实质上也是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与政府专权的一次较量，而正是这样的较量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及清政府的垮台。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开展经济、振兴实业的政策，即便在北洋时期，由于以张謇、周学熙等为代表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走入政府，进入内阁，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度，从而推动了政府不断公布开展实业的政策，如北洋政府先后公布《农商部奖章规那么》《奖励实业方法》《奖励国货方法》等规章制度，并陆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