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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引言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就业形态的深刻变革，灵活就业逐渐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骑手穿梭于城市街巷、网约车司机昼夜奔波、网络主播坚守屏幕前……这些依托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产生的灵活就业群体，规模已达数亿人（人社部，2022）。他们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却也因就业形式的非标准化，在遭遇职业伤害时面临“保障真空”——传统工伤保险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灵活就业人员多与平台签订民事协议，难以被纳入覆盖范围。职业伤害保障的缺失，不仅威胁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益，更可能加剧社会风险的累积。如何构建适应灵活就业特点的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已成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课题。

一、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的现状与特征

（一）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与类型

灵活就业是相对于传统全日制劳动关系而言的就业形式，主要包括平台型灵活就业、非平台型灵活就业两大类。前者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供需匹配，如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网络直播等；后者则以个体经营、兼职、零工等形式存在，如家政服务、摆摊商贩、自由撰稿人等（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2021）。据统计，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人，其中平台从业者占比近40%，且这一数字仍在持续增长（国家信息中心，2023）。不同类型的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职业风险存在显著差异：平台从业者因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路线规划依赖算法，更易遭遇交通事故、肢体损伤等急性伤害；非平台型灵活就业者则多因工作环境简陋、防护措施不足，长期暴露于粉尘、噪音等职业危害中，罹患职业病的概率较高（李娟，2022）。

（二）职业伤害的表现形式与特殊性

相较于传统产业工人，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呈现“三高一难”特征：一是事故发生率高。以外卖骑手为例，某第三方研究机构对全国主要城市的抽样调查显示，其日均接单量普遍超过30单，为追赶配送时效，闯红灯、逆行等违规行为频发，交通事故率是普通城市居民的5.2倍（王强，2021）。二是认定难度高。由于缺乏明确的劳动关系证明，灵活就业人员在申请工伤认定时，往往因无法提供劳动合同、工资流水等关键证据，被认定为“民事雇佣关系”，难以通过工伤保险途径获赔（张敏，2020）。三是保障覆盖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用人单位需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后方可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而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或雇主多为“合作关系”，导致其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险体系之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法规司，2019）。四是维权成本高。职业伤害发生后，灵活就业人员往往需自行承担医疗费用，若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需经历仲裁、诉讼等多道程序，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经济与精力负担沉重（刘芳，2023）。

二、职业伤害保障缺失的深层矛盾

（一）制度设计与就业形态的脱节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于工业经济时代，以“标准劳动关系”为核心假设，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从属性关系。而灵活就业的本质是“去劳动关系化”，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权利义务更多通过民事合同约定，这与工伤保险的“雇主责任”逻辑形成根本冲突（郑功成，2020）。例如，平台企业常通过“众包”“外包”等模式，将用工责任转移给第三方服务商，导致“有用工之实，无用工之名”的现象普遍存在，劳动者难以找到明确的责任主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2）。

（二）责任主体的界定模糊

职业伤害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谁来负责”。在传统用工模式中，用人单位是工伤保险的缴费主体和责任主体；但在灵活就业场景下，平台企业、第三方服务商、劳动者自身的责任边界始终未厘清。部分平台以“信息中介”自居，主张仅提供交易撮合服务，不承担劳动者的职业风险；而劳动者因缺乏谈判能力，往往在签订合同时被迫接受“自担风险”的条款（王德文，2021）。这种责任的模糊性，使得职业伤害发生后，各方相互推诿，劳动者成为最终的“风险兜底者”。

（三）保障机制的碎片化与区域差异

目前，我国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主要以地方试点为主，缺乏全国统一的制度安排。例如，某地试点“单险种工伤保险”，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单独缴纳工伤保险费；另一地则探索“平台责任保险”，要求平台为从业者购买商业意外险。但这些试点普遍存在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转移接续难等问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2023）。此外，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保障标准参差不齐，导致灵活就业人员跨区域流动时，保障权益难以衔接，进一步加剧了制度的碎片化。

三、构建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体系的路径探索

（一）推动立法创新，突破“劳动关系”桎梏

完善职业伤害保障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法律层面的突破。可参考国际经验（如德国“类似雇员”制度、日本“特定非正规劳动者”保障），在《社会保险法》或《工伤保险条例》修订中，增设“职业伤害保障”专章，明确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范围，不以“劳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