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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子女继承权认定案例

引言

随着社会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再婚家庭数量逐年增加，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为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议题。其中，继子女继承权的认定因其直接涉及财产分配与亲属情感，始终是司法实践中的焦点与难点。根据相关统计，近年来涉及继子女继承权的诉讼案件占继承纠纷案件的比例持续上升，反映出这一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性（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2022）。本文通过梳理法律规定、分析典型案例、探讨认定难点，系统阐释继子女继承权的认定逻辑，以期为司法实践与家庭关系协调提供参考。

一、继子女继承权的法律依据与核心要件

（一）法律条文的规范解读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对继子女继承权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其中“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王利明，2020）。这一规定突破了传统血缘关系的限制，将“扶养关系”作为继子女取得继承权的关键要件，体现了法律对实际扶养事实的尊重。

所谓“有扶养关系”，司法实践中通常指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形成了持续、稳定的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继父母对未成年继子女的抚养教育（如支付抚养费、承担教育费用），也可以是成年继子女对年迈继父母的赡养扶助（如提供生活费用、照顾日常起居）（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1）。需要强调的是，“扶养”是双向概念，既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赡养”，只要其中一方对另一方履行了主要扶养义务，即可认定为存在扶养关系。

（二）与其他子女类型的权利区分

继子女与婚生子女、养子女的继承权虽同属第一顺序，但法律基础存在本质差异。婚生子女的继承权基于自然血缘关系，养子女的继承权基于合法的收养登记（《民法典》第1111条），而继子女的继承权则完全依赖于实际形成的扶养关系。这种区分意味着，即使继子女与继父母在法律上因婚姻关系产生亲属身份（如继父与母亲登记结婚），若未形成实际扶养事实，仍无法当然取得继承权。例如，若继子女在父母再婚后始终随生父生活，与继父未共同居住且无经济往来，则不构成“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杨立新，2021）。

二、典型案例中的认定逻辑与裁判要点

（一）案例一：未成年阶段形成持续抚养关系的继承权确认

李某（女）与张某（男）再婚时，李某与前夫所生之子小宇（8岁）随二人共同生活。张某承担了小宇的学费、生活费直至其大学毕业，期间小宇与张某共同居住近20年。张某去世后，其亲生子女以“小宇是继子”为由，主张其无权继承遗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对小宇的抚养行为持续至其成年，且形成了稳定的生活联系，符合“有扶养关系”的法定要件，最终判决小宇与张某亲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参考最高人民法院第××号指导案例）。

本案的核心裁判要点在于“持续抚养”的认定。法院强调，扶养关系的形成需满足时间上的持续性（通常需覆盖未成年人的主要成长阶段）、内容上的实际性（不仅是偶尔的经济帮助，而是长期稳定的生活支持）。小宇从8岁到28岁（大学毕业）的20年间，张某不仅提供了物质保障，还参与了其成长过程，这种深度的亲子互动足以证明扶养关系的存在。

（二）案例二：成年后未形成赡养关系的继承权否定

王某（女）50岁时与赵某（男）再婚，王某与前夫所生之女小丽（25岁，已参加工作）未与二人共同生活，仅在节假日偶尔探望。赵某去世后，小丽主张继承其遗产。法院认为，小丽成年后与赵某未形成经济供养或生活照料关系，赵某再婚时小丽已独立生活，双方未建立实际扶养关系，故驳回小丽的诉讼请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号）。

本案反映了成年继子女继承权认定的严格标准。法律之所以对成年继子女的继承权设定更高门槛，是因为成年人具备独立生活能力，若未对继父母履行赡养义务，则难以认定双方存在实质的亲属情感与权利义务关联。法院在判决中特别指出：“继子女成年后与继父母的往来若仅为礼节性探望，未提供经济支持或生活照顾，不能视为形成扶养关系。”

（三）案例三：扶养关系中断后的继承权争议

陈某（男）与周某（女）再婚时，周某之子小伟（10岁）随二人生活，陈某抚养小伟至18岁。后陈某与周某因感情破裂离婚，小伟随周某生活，与陈某不再往来。陈某去世后，小伟主张继承其遗产。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与小伟的扶养关系虽在婚姻存续期间形成，但离婚后双方未继续维持扶养联系，且小伟成年后未对陈某履行赡养义务，故不认定其享有继承权（某基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号）。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扶养关系的“中断”。法院在裁判中引入了“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指出扶养关系的认定需考虑整个亲属关系存续期间的实际互动。尽管陈某在小伟未成年时履行了抚养义务，但离婚后双方亲属身份因婚姻解除而终止（继父母子女关系是否因离婚自动解除，需结合是否形成扶养关系判断），且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