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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歧义解释及案例

引言

在现代商事交易中，格式条款因其高效、便捷的特性，已成为合同订立的主要形式之一。从日常消费中的购物小票、快递单，到金融保险领域的复杂协议，格式条款以“预先拟定、重复使用”的优势降低了交易成本，但也因“未与对方协商”的天然属性，埋下了条款歧义的隐患。当交易双方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如何通过法律规则公平解决争议，既关系到合同目的的实现，更直接影响弱势方权益的保护。本文将围绕格式条款歧义的产生原因、解释规则及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探讨如何通过规范解释路径平衡契约自由与实质公平。

一、格式条款歧义的基础认知

（一）格式条款的法律界定与特征

格式条款的法律定义在我国《民法典》第496条中被明确：“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这一规定揭示了格式条款的核心特征：其一为“预先拟定”，即条款内容由一方（通常是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在交易前单方制定；其二为“重复使用”，体现其针对不特定多数人适用的普适性；其三为“未协商性”，相对方只能选择接受或拒绝，缺乏实质修改权（王利明，2020）。这种“要么接受、要么走开”的缔约模式，天然导致条款内容更倾向于制定方利益，为歧义的产生埋下伏笔。

（二）歧义解释的核心内涵

格式条款的歧义，是指条款表述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合理理解的可能性。例如“意外事故”可能被解释为“非故意且不可预见的事件”，也可能被限缩为“外力直接导致的人身伤害”；“不可抗力”可能包含自然灾害，也可能排除政策调整。歧义解释则是通过法律规则对这些模糊表述进行澄清，其本质是在意思自治与公平原则间寻找平衡——既要尊重条款制定方的真实意思，更要防止其利用优势地位损害相对方权益（崔建远，2019）。

二、格式条款歧义的产生原因

（一）语言本身的模糊性与多义性

语言是信息传递的载体，但天然具有局限性。词语的含义会因语境、文化背景甚至个体认知差异产生变化。例如“重大过失”中的“重大”缺乏量化标准，“合理期限”中的“合理”依赖具体场景判断。有学者统计，在合同纠纷中，约30%的争议源于条款表述的模糊性（韩世远，2018）。这种语言固有的“开放结构”，使得格式条款在拟定阶段就难以完全避免歧义。

（二）制定方的“模糊策略”倾向

部分条款制定方为规避责任或保留解释空间，会刻意使用模糊表述。例如某健身卡合同中约定“因场地调整需闭馆的，可安排其他场馆使用”，但未明确“其他场馆”的距离和设施标准；某保险合同将“疾病”定义为“非外来的、非突发的身体异常”，却未列举具体排除情形。这种“模糊策略”本质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将条款解释权变相掌握在自己手中（刘凯湘，2021）。

（三）交易双方的地位失衡

格式条款的广泛应用，往往发生在经营者与消费者、企业与个人等地位不对等的场景中。相对方因专业知识不足、缔约时间有限或选择空间受限，难以在订立合同时充分理解条款含义，更无法提出修改要求。例如外卖平台的“用户协议”长达数万字，普通消费者几乎不会逐字阅读；金融产品的“风险提示”使用大量专业术语，非从业人员难以准确把握（王泽鉴，2017）。这种地位失衡加剧了歧义产生的可能性。

三、格式条款歧义的解释规则体系

（一）通常理解优先原则

《民法典》第498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所谓“通常理解”，是指以一般理性人的认知水平为标准，结合交易习惯、行业惯例等因素进行判断。例如某快递单背面“保价条款”约定“未保价物品丢失按运费三倍赔偿”，这里的“运费”应理解为实际支付的单次运费，而非“首重运费”或“预估运费”，因为普通消费者对“运费”的通常理解是实际支出金额（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2022）。

（二）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边界

当通常理解无法消除歧义时，法律规定应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即“不利解释原则”。这一规则的法理基础在于，条款制定方作为表述的提出者，应对表述不清承担责任。例如某保险合同中“猝死”是否属于“意外身故”的争议，保险公司作为条款制定方，若未在合同中明确“猝死”的定义及免责范围，则法院应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认定“猝死”属于赔偿范围（陈甦，2020）。但需注意，不利解释原则并非绝对——若通过体系解释（结合合同其他条款）或目的解释（探究合同订立目的）能明确条款含义，则优先适用其他规则（王利明，2020）。

（三）体系解释与目的解释的补充作用

体系解释要求将争议条款置于整个合同文本中，结合其他条款的逻辑关系进行理解。例如某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乙方需承担物业费”，但另一条款写明“物业费由甲方统一缴纳”，此时应通过体系解释认定“乙方承担”实为“乙方按比例分摊”，而非全额支付。目的解释则关注合同订立的根本目的，例如某教育培训合同中“缺课不予补课”的条款，若学员缺课是因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