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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哲学 余治平 时间,不仅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生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哲学问题。关于时间,太多的哲学家做过太多的讨论,但也仍然有太多的疑惑没有能够解决。时间,大致上可以分为物理时间、心理时间、语言时间、历史时间等不同形式。显然,时间不同于历史,时间也能不等于历史。对于时间,中国人与西方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感受,反映在哲学形式上也有所区别。概而言之,西方哲学里的时间有两种主导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容器式的时间,如古典哲学所以为的。另一种则是绝对主观化的时间,如康德哲学所理解的。而中国哲学里的时间则始终与人生实践相联系,与生活世界密切相关。时间始终在日常生活之中,它已经与人的生存状况相融合、统一了,所以中国的哲学对于时间问题并没有也不需要作太多的对象化关注,即并不把时间作为一个哲学专题来加以对待。一西方人时间观发生重要转变,有几个人物颇值得研究,是不能轻易放过的。康德是其一,他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一直盛行的容器式的时间理念。柏格森是其二,他把时间引入了非理性的生命世界,开阔了西方人的时间视野。海德格尔则是其三,他用实践的生活世界为西方人的时间观填进了鲜活的思想内容。 理解康德的时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绝不能把时间当作是一种实质、关系或基本属性而隶属于对象自身,如莱布尼兹;更不应该将它当作是一种容器式的真实存在物,如牛顿。在康德,时间是纯粹的直观,“因而属于我们心灵的主观性质（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ｋｔｉｖｅｎＢ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ｈｅｉｔ）”①。时间不是仅凭自身就能够存在的,也不是外在事物对它所做的客观规定,抽去感性直观的主观条件,时间就不能够存在了。时间不从感性经验中来,却普遍必然地存在于一切感性经验之中。时间表象先验地存在于人的知觉之中。康德以为,时间仅仅是“内感的形式”（ｄｉｅＦｏｒｍｄｅｓｉｎｎｅｒｅｎｓｉｎｎｅｓ）②。时间与形体、位置等空间性因素无关,因此它就不是外部现象的自身规定,而应该与我们主观内部状态中的各种表象间的联系密切相关。相反,现象的现实性只有在时间中才是可能的。现象的一切可以消失,但是使现象成为可能的形式条件本身即时间却不会消失。所以,时间就必然成为一切现象的先天的形式条件（ｄｉｅｆｏｒｍａｌｅ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ａｐｒｉｏｒｉ）③。时间并不属于对象,而仅仅存在于直观对象的主观中,那么,时间就只能有主观的实在性而不可能有绝对的实在性。“来自外感的一切量度（ｑｕａｎｔｏｒｕｍ）的纯粹图象,是空间;而所有内感的一切对象的纯粹图象则是时间。”④在康德,空间与时间都离不开主观的心,都得依赖于主体的感觉。必须承认,把时间同人心内在的感觉联系起来、把时间与“我”作直接的沟通,是从本质上阐明出的时间的先验意义。这应该是康德时间观念的闪亮点所在。人心内在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所指涉的不正是“我”的反思、主体的自省,说到底还是主观对本己的自我意识,是心对于“我”的自觉反映。内感是“我”的活动,时间当然也就是“我”的表象了。“我在直观的感觉中产生出时间本身。”⑤这里的“产生”（ｅｒｚｅｕｇｅｎ）似乎颇得要领,德文里“ｅｒｚｅｕｇｅｎ”一词原本还有造成、生产、生育的含义。时间表象一定是由“我”来创造得出来的,这显然已经说明了“我”对于时间形成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而“我”又有“大我”、“小我”之分。“大我”即指可以言说、表达、传递的自觉意识,具有类的特征和群的性质。“小我”是指纯粹的自我体验、自我感觉,只涉及个人的意识、无意识、性情、态度、意志等不可通约性因素。在主流倾向上,“小我”是主观对自身的觉察与领会,只与自己相关,姑且将之视为有生之年的连续。而“大我”则是主观把个体的连续性向类、群方面延伸和推广的结果。也正是在“大我”、“小我”所展示的连续、绵延意义上,才会有灵魂不朽与上帝永恒之类问题的兴起。所以,把时间与“我”相连通,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康德强调,“时间关系仅在永恒中才是可能的,因为同时或连续是时间中唯一的关系,也就是说,永恒（ｄａｓＢｅｈａｒｒｌｉｃｈｅ）是时间自身的经验表象的根基,一切的时间规定,只有在这种根基中才是可能的。”⑥因为时间自身是为我们所不能知觉的,即时间的不可经验性,所以时间在根本上就带有了某种虚无的性质。因此,同时和继续如何在“我”的经验求得实证,及如何可能,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喜欢用主观化的“我”去构造永恒表象,这是人性不可更改的基本特征,于是,为满足这一需要,“大我”便成了“小我”的追逐目标,或可说,消失了的“小我”希望在“大我”中找到某种永生、连续、归宿和根据。这样,只能够在“大我”获得存在的永恒,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成了时间的经验表象的终极、根基。《古诗十九首》有曰:“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很好地把“我”与时间、与永恒,把个体化的“小我”与类群特征的“大我”作了极妙的连结。时间绝不仅仅是一种钟表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