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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增长与宏观经济评论 内需为什么不足----中国宏观经济评论一 中国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在劳动力供给十分充沛的条件下，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利益被转化为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投资不足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扭曲的金融结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今年一至四月，中国出口同比下降20.5%，而进口更下降28.7%，外贸盈余因此不降反升，也就是说，我们的净储蓄仍然在增加。相反，美国为应对危机正大规模举债，财长盖特纳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服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表明，危机没有让中美经济脱钩；相反，中美经济的镜像关系进一步加深。 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失衡”的格局并没有随着危机的深入得到调整，中国仍在把靠出口挣得的“辛苦钱”换成美国的国债，而随着美国通胀和美元贬值压力的增加，我们的储蓄面临贬值的危险。 当下坊间的一致意见是，改变失衡格局的办法是减少出口，而减少出口的关键是增加内需；无论是政府的政策，还是民间的议论，甚或学者的建议，都是增加内需。但是，少有人思考，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不足？ 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内需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现在一提内需就提消费，而不讲投资，显然有失偏颇。在中国GDP构成中，消费占48%，投资占42%，剩余的10%是外贸盈余。不错，投资占的比例已经很高了，但是，外贸盈余的增长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储蓄没有利用，也就是说，国内投资是不足的。 让我们看一下货物和资本的流动，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结论。我们的起点是国内消费相对于GDP处于较低的水平，因此，我们要大量出口。出口减去进口，就是我们的净储蓄。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体系里，金融市场会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如购买国外的技术设备或培训服务，这样，外汇储备就不会增加，失衡自然被消解。 国内投资不足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对于那些由市场本身造成的因素，政府政策恐怕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比如，投资不足可能恰恰是因为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这样，绕一个圈子，我们又不得不回到消费不足上来。政府应该关注市场之外的东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问题”。就体制而言，中国高度集中且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难逃其咎。 中国几乎没有地方资本市场，而银行业也以大银行为主，中小银行数量不足，结果是出现“一头沉”的现象，即大型企业资金非常充裕，而中小企业无法得到资本和贷款。沪深股市上只有一千五百多家企业，中国99.99%的企业要靠自己筹集资本。在贷款方面，大银行天然地照顾大型企业，因为这样最节省它们的运营成本。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发挥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的功能。 回过头来再谈消费。为什么中国的消费不足？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老百姓的收入不足。这不是说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而是它的增长速度低于GDP的增长速度。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劳动者收入（工资和自营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代的60%下降到现在的48%左右；按照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的估计，下降幅度小一些，但十余年间也下降了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老百姓相对来说是变得“更穷”了。 变得“更富”的是企业和政府。过去十余年间，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都大幅度上升。但是，政府和企业所有者的消费倾向都低于普通百姓。众所周知，我国政府财政除了支付政府运转所必需的花费之外，主要是用来投资了，比如，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投资占绝对的大头。至于企业所有者，由于他们已经非常富有，消费占他们收入的比例就很低。那么，为什么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第一个原因和我们的人口结构有关。中国人口结构有两大特点。一个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在农村。尽管农业对全国GDP的贡献只有11%，但农村却储藏了我国劳动力总量的40%，而这已经剔除了进城打工的1.4亿劳动力。另一个特点是人口的抚养比很低。抚养比是被抚养人口（即16岁以下人口加上60岁以上人口）除以劳动人口（即16岁和60岁之间的人口）得到的比值。中国目前的人口抚养比是0.4，即一个劳动人口只负担0.4个被抚养人口。 较多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抚养比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劳动力的供给非常充裕。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市化率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在增长，即每年有1300万人由农村人变成了城里人。加上每年城市的新增就业人口，我国每年必须提供2000万个工作岗位，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 在如此充裕的劳动力供给条件下，工资的增长速度自然不会高。但是，这还不足以让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政府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比劳动收入的增长快。这就要谈到第二个原因。 这第二个原因是，工业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十余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而且速度远高于工资的增长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导致企业产出以同等的速度增加，由于政府税收和企业产出高度相关，政府税收也会以同等速度增长。事实上，由于征管力度的不断加大，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政府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