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发现历史——论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ocVIP

《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美国汉学研究引起的对西方新史学的反动 《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坚持“中国中心观”， 用柯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这种观点的提出影响的不仅仅是美国的汉学研究，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强大的西方中心主义史学思想的反动。 在这个研究模型提出来之前，柯文重点批评了带有严重西方中心主义观和种族主义思想的三种传统研究模型，即反对“冲击——回应”模型，“传统——近代模型”和“帝国主义模型”。第一个模型认为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推动力是西方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的侵略，可采用 “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来解释这段历史，但是柯文认为这种模型忽视了中国内在的发展动力、改革的能力，过分地夸大了西方的作用。第二个是“传统——近代”模型，较之第一个带有更严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该模型立意的大前提是判定西方的近现代社会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有正确性甚至完美性的一个历史发展最终归宿，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应该按这模型发展，从“传统”的社会转型为西方的所谓“近代”的社会。由此推导出的结论是，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是前停滞不前的，只能在“传统”的模型中成周期性的循环发展或仅仅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到西方使其“觉悟”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的社会发展。最后柯文批判了帝国主义模型，该模型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陷入困顿，国家分崩离析，民族灾难深重等这些灾难的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但是柯文认为这一模型和前面两种模型在本质上同属于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因为它们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好的，世界各国是应该如此发展的，中国社会的内部却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必要历史条件，必须依靠西方的侵入才能带入这种先进的工业文明，所以在这三种模型的解释下，中国只有向着西方社会那样经历工业化靠拢，并接受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形态，才算是进入近代社会了。 这三种模型的错误之处被柯文指出之后，要进行完全意义上的解构，还需要柯文建立一个对立的模型才能真正说明不是西方的冲击才根本上导致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 柯文用最后一章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中国中心观”， 从有别于“局外人”的“局内人”的角度来观察历史，“力图对任何特定的非西方社会的历史，从其自身的情况出发，通过自身的观点，加以认识”。“中国中心观”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①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用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②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研究；③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④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 “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不是，的发展背景：柯文教授自身的研究美国汉学界的内在发展阶段。当然后者会影响到前者的走向，所以两者的区分也不是很严格。柯文属于哈佛学派史华慈。他最初研究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课题；1963年《中国与基督教——1860-1870年间中国的传教运动及排外情绪的增长》出版。在《中国与基督教》中，柯文主要是传教士对传统社会制度的威胁和旧制度的反应：反基督教的暴力运动这一思路，基督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他是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下的冲击回应模型。柯文的第二部著作是《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该书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研究模型，注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性概念，所有社会——无论多么现代——都会保有某些传统特点，而过去把传统与现代性当作两个完全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社会文化标志，是一种非常僵化机械的认识，它排除了传统文化中某些本质上并非传统的内容，这些内容在现代化的下，。。70 年代初期以王韬这位晚清改革家和先锋报人为主题的研究已经标志渐渐向寻找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发展。紧接着，这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就提上了柯文的写作日程。该书直接而且全面地批判了美国汉学界研究中国的三大模型，并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柯文的第四《历史学的三把钥匙——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运动》，通过对义和团的个案研究，阐述了关于历史学的三个认知层面，以及对历史研究的相关见解。随着研究材料的丰富、研究主题的深入、研究领域的扩大，原先的解释必然不能适应新产生的研究局面，自然而然的，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引领新的研究。正如他在该书的中文版序中所说，我写此书之初，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其目的一则是想总结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