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札记.docVIP

魏晋文学批评中的版权意识 我上学期在看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箋疏》的时候，是和老师赠给学生的《诗品笺注》对着看的，其中就发现很多文学史上的有趣的现象。如“条十七”中说到郭象窃取向秀对《老子》作的注为己有，“条84”中的，“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的“著作权”归属争议问题，“江郎才尽”的“郭璞索笔说”、“张协索锦说”，这点老师在课堂上也曾提及。这些有趣的文学事件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相信这些偶然的事件，在同一个时期、同一群体、同一地域中频繁发生，绝不会是偶然的，这其中必然有某些不为我们熟知的规律性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以后在看书的时候，对此类内容便多了几分注意。随着同类资料的不断增多，我想写一篇札记的想法就愈强烈，于是便试图将这些零零散散的资料串起来，这令我更加肯定我原来想法了——魏晋时期否已经产生了清晰的维护作品著作权的意识？这种意识产生于什么时期？发展历程怎样呢？顺着这个思路，这篇札记的主题已经很明朗了。 上述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人的自觉、文学自觉的魏晋时代，而这种自觉又必然带动文人，维护自己的文学权利、著作（甚至是一些琐碎的只言片语）版权等方面的全面自觉。这也是时代使然，较为自由、开放的文学风气使然，而在这种风气没有形成甚至成熟前，迁客骚人们在进行文学创作及批评时往往没有，也不会有维护自己或他人文学作品的著作权意识（下面简称维权意识）。在给后人们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麻烦。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样很容易误导后来者在汲取营养时，会有意无意地在署名问题上犯一些张冠李戴的错误。比如，一诗人或史学家在自己的诗文中借用前人的语句，并将其很巧妙地融入到自己的诗文之中，完后，就自然而然的把“拿来的”营养，完全当做自己的东西，而不加任何注解。营养已然为我所用，却不会标出自己受益于哪位诗人，哪本著作。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司马迁关于屈原及其《离骚》的诗学观点，大多来源于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刘氏的《离骚传》因刘氏本人政治意图破灭而不得广泛流传，司马迁发现其价值并结合自身经历，使之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但这光芒只属于司马迁一人，而其创者刘氏的功劳却罕有提及。其实这种情行，有汉一朝基本上都是如此，这种学术上的剽窃的行为，现在在我们看来，无疑是不道德的，更要受严厉责罚的。 然而，我们又怎能以今人的眼光去看待古人的行为呢？怎能以今日之道德标准去评判古人呢？这无疑与现今文学研究中的人文主义关怀背道而驰。我们必须得了解，古上文人这种行为是一种群体行为，是对自己或他人著作、版权维护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不能盲目责怪他们，因为时代并没有赋予他们这项维权使命，他们要做的只是把时代感情影响下的自我境遇、自我感情展现出来。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产生这种维权意识的土壤究竟形成于何时呢？答案或许就藏在下面得事例中。 《世说新语.文学》“条十七”有这样的记载：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旋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后秀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这应该是中国最早关于文学剽窃案的记载了。至于剽窃之事，是否真如书中所言，已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已经开始关注自己或者他人的著作权问题了，并且开始关注文学作品（包括评论性质的零星片段）的真伪及其传播状况了。这样的事件之所以会被记录并保存下来，至少能证明，在当时这种维权意识自然已经产生了，并且正在逐渐深入人心。下一个例子就是证明。 《诗品.下品》释宝月条亦有类似记载：“《行路难》是东阳柴廓所造宝月尝憩其家，会廓亡，因窃而有之。廓子賷手本出都，欲讼此事，乃厚贿止之。”为追回别人窃取的诗歌竟要上诉，到了如此境地，可见这些清谈名士们维权的意识已经很清晰了。曹老师在《诗品笺注》中也认为“宝月窃东阳柴廓《行路难》，此是中国最早诗歌剽窃案，因厚贿私了。”事情到此还远没有结束，因为此事私了，故知道此事的人并不多，仅限于一部分清流名士，而社会上仍有一部分人仍认为《行路难》一诗是释宝月所作，而其著作权反而愈发的不明朗了。于是，就有了《玉台新咏》将此诗署名为释宝月的错上加错，这对柴氏来说，当然是不公平的，对后人、对文学也都是不负责任的。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了钟嵘的另一可贵之处，他已然开始关注文学的著作权，发现了其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将这一经典事例载入自己的著作中，借以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感谢刘义庆，感谢钟嵘，不仅因为他们指出、纠正了相关错误，更因为他们这种清晰的维权意识，这种敢于超越时代风气的远见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