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流” 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pdfVIP

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山东社会科学　　　　　　　　　　　　　　　　　　 Ｎｏ．７ 　总第２１５期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２１５ 1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郭恋东　杨蓉蓉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摘要］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 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 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３０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 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 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４０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 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 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４０年代中国现代文学 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关键词］　意识流；译介；中国现代文坛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０１３］０７－０１０１－０５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先锋的“意识流”在其产生之初即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 “意识流”的译介多表现在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接受，这一译介倾向可被视为是对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 性之追求。为了实现对传统的急于否定和采用线性时间观以预告一种跨国意识或全球意识的出现，五四知 识分子在译介中对“意识流”采用了有意的误读策略。而这一基于实用主义工具性的误读策略使得柏格森 的生命哲学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此时期都成为服务于科学进步理性主义范式的工具。进入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中国文坛对“意识流”的译介倾向既有误读的加深，同时又有文化层面上的深入理解与批判性接 受。而４０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在民族战争的夹缝中得到发展，呈现出向文学本身回归的倾向。本文力 图追寻“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倾向之流变，借由代表性的译介实例追寻中国现代文坛对异质性现 代主义文学实验的接受轨迹。中国现代文学３０年间对“意识流”的译介也谱写了一曲“求新”与“寻异”的交 响曲，而二者的消长正体现了现代文坛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一、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 １．作为科学主义的“意识流”———对“意识流”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 “意识流”进入中国现代文坛的最初途径是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不论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柏格森的 片面借用，还是对弗洛伊德的实用主义解释都符合五四知识分子追求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一目标。这 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表现为对传统的急于否定和一种采用线性时间观预告其跨国意识或全球意识的出 现。正如学者所言，“五四一代学者无可避免地陷入巨大的现代性焦虑之中。在诸多复杂性问题上都作了 ① 过于简单化的价值判断，简单地在‘新’‘旧’、‘中’‘西’之间划等号” 。对柏格森的有意误读很显然是为 科学进步的理性主义范式服务的。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符合这种目的论意义上的现代性，悄悄掩盖 了柏格森哲学本身与中国用法之间的矛盾。最好的例子是方繤１９１９年发表于《少年中国》的《柏格森之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５－２７ 　作者简介：郭恋东（１９７６—），女，汉族，上海交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杨蓉蓉（１９７７—），女，汉族，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意识流’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坛两度发生之对比研究”（批准号：１２ＺＳ０２５）的阶段性成 果。 　①温奉桥：《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三次现代性转型》，《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