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睦邻政策中的观念性权力.docVIP

前 言 在观念对外交政策的作用上长期存在着争论，这种争论的实质是理性主义，反思主义以及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中间学派在国际政治的物质化权力和观念上的争论。现实主义重视物质权力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认为强权即真理，但是忽视了观念等社会化因素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这成为建构主义为代表的反思主义学派攻击的焦点。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后天的观念建构，无政府状态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而是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社会化建构中形成的。在外交政策上，温特认为，国际社会可以建构为三种文化：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文化。观念建构着国家的身份和利益，因此对外交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斯·韦伯认为，并不是观念，而是物质和概念上的利益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然而常常是由观念所形成的“世界镜像”（world images）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到利益动力驱动的行动进行的轨道。[1] 这一经典论述恰当地解释了观念在行为中的作用。即观念在影响行为时并不是无条件的，观念必须能够形成一个“世界镜像”，这可以理解为观念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没有这个“镜像”，行为也就没有意义。 戈尔斯坦和基欧汉认为，实际上，观念或许仅仅因为其原创者的利益和实力（power）而变得重要。但一种政策选择一旦导致形成强化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这一政策观念便能够对政治倡导者的激情产生长远的影响，甚至延及初始倡导者的利益发生变化之后。[2] 实际上出于权力和利益的原因被制度化的观念才具有独立影响。[3] 韦伯，戈尔斯坦和基欧汉等都认为观念在对人的行为和外交政策的作用并不是先验性的，都需要一个条件，或者一个过程。即，形成一个“世界镜像”，或者形成强化的组织结构和规范结构。但他们都认识到了观念一旦形成之后对行为和外交政策的重要性。简言之，观念的形成决定于利益和实力，但一旦观念形成后又具有独立影响。 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在观念上争论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是对前苏联瓦解的解释。建构主义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即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观念性的胜利，而苏联在对东欧以及亚洲社会主义盟国观念上的忽视则是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施动者的角色和观念可以更好地解释冷战的突然结束，确切的说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而建构主义也因为对冷战结束提出的这个新的视角使其获得极大的发展。[4] 现实主义则认为，苏联解体的内在原因（endogenous）是其物质性力量的衰落。[5]然而，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在解释国际现象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现实主义认为，苏联的内在因素，即苏联力量的下降催生了新思维的产生，并最终决定冷战结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不能解释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改变的程度。[6] 也就是说，戈尔巴乔夫为什么采取更为激进的改革，而不是采取较温和的改革呢？现实主义认为新思维必然产生，但是却不能解释新思维所带来的影响的程度。现实主义忽视了西方观念在新思维产生中的重要作用，当时苏联很多中层以上的领导人都已经意识到与西方合作可以使自己受益。这种与西方合作的观念成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重要来源。一些观点可能给我们启示，如果当时的苏联继续用自己的军事实力来逼迫西方让步，虽然苏联的经济力量下降了，但是冷战还会继续下去。[7] 因此在这个层面是观念性因素能作出更有力地解释。温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变与美国对抗的观念，这改变了苏联的身份（identity），并最终改变了莫斯科的国家利益。戈尔巴乔夫对对抗的放弃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形成了一个互动过程，改变了两国的利益和国际体系本身。[8] 上面的案例告诉我们，观念在外交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观念如何发挥作用及发挥作用的程度如何是争论的焦点。在现实主义、反思主义和中间学派对观念的作用的评价方面，作者更信奉比较中性的观念解释，纯粹的物质性力量和观念性力量似乎都不能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政策互动。作者是对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的一次中和，即承认观念形成中的物质和利益的决定性因素，也承认观念在形成后的独立作用。其主要表现在成为新的权力来源，即观念性权力。因此在本文中，作者是从外交政策的观念性作用的角度来分析美国睦邻政策中的认同和利益建构。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对物质性权力的忽视。在美国与拉丁美洲关系研究中，物质性的研究是主要的，在美拉关系史上似乎只存在着永恒的大国与小国，大棒或者金元的霸权逻辑。力量的悬殊意味着对观念性的研究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因为物质因素就可以解释全部美拉关系。这也是目前美拉关系研究的一个现实。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在特定时期、特定政策上，观念因素也可以作为解释美拉关系的一个视角。甚至是主要的方面。“在一些情况下，在外交事务中观念比任何其他更重要。”“冷战结束了大国间的军事冲突重要原因不是纯粹的军事实力而是观念”“贸易自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