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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的经济分析 杨晓维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渎职在本文中指未能充分履行职责的故意行为。因此，渎职不仅包括因收受贿赂而导致的错误行为或通常所说的腐败现象，还包括并未直接受惠于他人的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消极怠工等行为。加里·贝克尔（1968）和斯蒂格勒（1974）的开创性工作表明，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渎职犯罪的当事人都是追求自身最大化效用或利益，并能够进行收益—成本计算的经济人。因而，可以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渎职行为进行分析。本文包括4个部分：（1）为渎职或制止读职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影响渎职的各种变量间的关系；（2）分析查处渎职的概率及约束费用与渎职的关系，对最优履职量作出理论说明；（3）分析影响组织费用的因素和最优组织费用的变化；（4）通过对我国政府组织的收益和成本分析，寻求加强廉政建设，提高政府运行效率的体制改革途径。 一 一个制止渎职的简单模型 渎职既然是故意行为，那么，只有在渎职能够为当事人带来某种好处或利益时即渎职收益，才会诱导渎职。设立特定的职位，是因为通过该职位活动能带来相应的市场收益，它们既可以是经济收益，也可以是政治收益；既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反之，渎职则意味着某种市场损失。 而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收益。这个私人收益，本文称为“薪金”。它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履行职责可望得到的各种预期利益贴现值，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加薪预期等。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如果市场（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是完备的，没有外在化效应，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市场利益，并承担全部渎职的市场成本。也就是说，收益和成本等同于他的私人收益和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市场主体没有理由为了获得渎职收益而放弃履行职责。私人业主绝不会为了获回扣或吃一顿宴请放弃他应获得的市场利益。而对代理人或层级组织中的雇员而言，他并不能获得其履职的全部市场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市场损失。履行职责，也只能得到契约薪金收入。反之，如果渎职不受查处，也会获得薪金收入。因此，层级组织中个人带来的市场收益和市场损失都可以通过组织外化。代理人履职或渎职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既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其行为带来的市场收益和成本。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即使履职会增加市场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同样，只要渎职给他带来的私人收益大于私人成本，就会诱发渎职。因此在组织中，除非能够通过某种手段使渎职者承担的私人成本超过私人收益，否则渎职是不可避免的。整个公有制经济可以视为一个超大型组织，在这个组织中，没有市场主体，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渎职动机的代理人，因而渎职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在渎职不受查处的条件下，渎职者不仅可以得到薪金收入，还可谋取渎职收益。以w和b分别表示薪金和渎职收益，则渎职的私人收益可表达为w+b。理性的雇员，只有在渎职的私人收益超过或至少等于私人成本时，才会有渎职行为。若查处概率为P（0＜P＜1），则渎职条件为：（1-P）（b+w）≥w （1） 反过来说，制止渎职的条件就表达为：w＞（1-P）（b+w） （2） 如果渎职受到查证后，除剥夺渎职收益b外，仅仅给渎职者以降职减薪的处分；或者说，渎职者被解雇后仍有其它就业机会，在这种情况下，（2）式的制止渎职的条件就要加以修正，渎职的收益就还应包括查处后的薪金。若以w0表示目前的薪金，w1表示降职或解雇后在替代职业可获的薪金，制止渎职的条件为：wo＞（1-P）（b+wo）+w1P （3） 如果在查处渎职行为后，除上述罚处外，还将对渎职者处以罚款、政治及社会歧视、监禁、剥夺政治权利等处罚M，则渎职收益还将扣除这些惩罚带来的损失。制止渎职的条件可以变为： wo＞（1-P）（b+wo）+w1P-MP （4） （4）式变形后可得到考虑到各种惩罚时制止渎职的一般条件： （5） （5）式的右边，贝克尔和斯蒂格勒称为渎职“诱因”（temptation），它是按一定概率计算的渎职私人收益。（5）式的左边，可以看作渎职受到查处后的私人成本，它由所丧失薪金（wo-w1）和额外惩罚（M）构成。 1．渎职诱因 渎职诱因决定于查处概率P和渎职收益b，前者与诱因成负相关关系，后者与诱因成正相关。假定查处概率是一个常量，则渎职诱因直接依存于渎职收益b的变动。渎职收益主要来自贿赂。行贿的目的是要使渎职者采取某种与其职能不一致的行为，增进行赌者的某种特定的利益或避免某种损失（获得机会利益）。因而，要得到渎职收益，渎职者必须拥有某种权力，而且能运用这种权力给特定的集团和个人带来利益或损失，否则就不会有人向他行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