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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吴理财 [关键词] 农民行为逻辑；国家与社会；建构论 讨论中国农民行为逻辑，不得不首先提到费孝通、梁漱溟两位大家，费孝通认定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农民的行为逻辑是“自我主义”[1]24-30；梁漱溟从“伦理本位”出发，认为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是“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2]81。有的学者认为两人所论一致，有的学者认为两人观点相互补充、互为印证，有的学者认为两人意见相左；在后一种看法中，有的欣赏费孝通的观点，有的赞同梁漱溟的意见，有的认为二者皆有偏差。例如，廉如鉴、张岭泉认为，“‘自我主义’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对方为重’则有过度社会化之嫌”[3]。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在费孝通、梁漱溟各自论点的基础上加以修正，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郭星华、汪永涛认为，传统社会农民的集体主义行为取向是家族集体主义，它以村落社区为单位，遵循着“互以对方为重”的行为逻辑[4]。赵晓峰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以群为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义，以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为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行为逻辑，其外则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5]。 在确立传统社会中国农民行为逻辑范式的论述基础上，不少学者讨论了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跟传统时期比较，郭星华、汪永涛人民认为，公社时期在国家本位的集体主义社会中，个人直接隶属于国家之下的集体，集体之外既没有社会，也没有个人。它与伦理本位的集体主义行为逻辑存在“表达”与“实践”的矛盾；在后集体化时代，随着国家权力从集体退出，以及外部市场经济的影响，农民的行为逻辑转变为伦理本位的个人主义。他们同时也指出，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与个人主义的行为取向既存在相互融合的一面，也存在冲突，关键在于行动者对“私域”范围的界定是否一致[4]。 农民的行为逻辑基本上是建基于对“公”、“私”的认识基础之上。有学者甚至认为，人们行为的深层逻辑就是私利或私域的逻辑。因此，在讨论农民的行为逻辑时大多论及农民的公私观念，或者从公私观念出发来论述农民的行为逻辑。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对于“公”与“私”的定义，人们向来是随着社会处境的不同而因时因地变动的，没有一个固定、明晰和统一的界限。“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1]30。费孝通对农民的“私”大抵持批评的态度，“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他也承认，“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是比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1]24。梁漱溟认为，由于中国人缺乏类似于宗教的、阶级的、民族的团体组织，最看重的就是家庭了，个人淹没在家庭之中[6]193。杨国枢将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7-8]。以致林语堂将这种“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称之为“扩大的自私心理”[9]。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人或农民“私”的论述及批评还有很多，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晏阳初、鲁迅等均直陈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团体意识，人人各怀其私，如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这是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论述中，有的强调公私的相对论或处境论，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关 系）格局或在不同的社会情景之中，人们对公私的界定是不同的，公私的实际界限随之伸缩、游移；有的则从本质主义上进行论述，认定中国人或农民本质上是“自私的”，虽然在道德价值上主张立公灭私、崇公抑私但在生活实践中却是“各怀其私、各行其私、各是其私”[10]。 这种本质论的论述严格上是经不起推敲的，关注私利未必就是中国人或农民的本质属性，诸如“理性人”、“经济人”、“公地悲剧”、“搭便车”等论述也常常见之于西方学术研究之中，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就曾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事物，人们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人们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11]48。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人们“嘴上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也有许多讨论。有学者认为这是道德与政治在公私关系上的错位所致，乃至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大公”的理想境界依赖君主专制这一“大私”的方式实现，由此造成传统社会中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公私两无”（即理论和现实脱节）的尴尬局面[12]。赵晓峰则认为这“是由公与私的伸缩性引发的认知上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实践中的悖论”，“认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产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实践